譚平山作為南昌起義主要領導人之一,為何曾被開除黨籍,晚年又能重新加入共產黨呢?
1925年初,漢口江灘霧氣彌漫,一艘輪船靠岸,譚平山踏上棧橋。他的行囊里不只裝著文件,還有剛從上海帶回的《農民運動講習所課程表》。武漢方面催得緊:“鄉下等人手,快開班。”他點頭,卻知道自己肩上掛著兩塊牌子——國民黨中央常委和共產黨黨員,這在當時并不稀奇,卻也暗藏炸點。
農民講習所很快開課。課堂外是鑼鼓,課堂里是標語。他對學員說:“土地不是石頭,翻一翻,總有糧食。”有人反問:“兩黨合作靠譜嗎?”他只笑,“先學本事。”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氛圍里,左派需要農民支持,右派也想借這股力量對付軍閥。雙重身份讓譚平山游走自如,農民運動因此推進得格外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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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組織部長的位子不只是榮耀。到1927年春,武漢與南京兩股國民黨勢力劍拔弩張,蔣介石清共信號不斷傳來,中央農民部辦公室里的空氣開始凝固。有人提醒他:“形勢變了,別太靠左。”他淡淡一句,“革命從來不是直線。”
7月中旬,他繞道九江籌劃武裝行動。夜里開會,屋里悶得像蒸籠。張國燾壓低嗓門:“沒有張發奎的口頭同意,這事別干。”李立三拍拍桌子:“再拖就完了。”譚平山夾在中間,只丟下一句,“動手,別讓機會跑了。”賀龍被請進屋,他打量眾人,“真干?”譚抬頭:“真干。”
“那我帶第二十軍頂在前面。”賀龍擼袖子,算是把話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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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凌晨,南昌槍聲響徹贛江兩岸。起義宣言上署有譚平山名字,炮火卻沒能掩住政治賬本。8月8日,武漢國民政府以“叛亂”罪名開除他的國民黨黨籍;11月9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又認定他“組織觀點錯誤”,將其除名。短短百天,他由兩黨高層成員變成“無戶口”革命者。
政治孤島并不安靜。1928年春,他與鄧演達籌建“中華革命黨”,號稱“第三條道路”,辦刊物、寫宣言,試圖在國共對峙之間開出另一條縫。鄧演達遇刺后,譚平山沉默了幾個月,終于放下這面招牌。此后幾年,他漂泊上海、香港,外界多半以為他再無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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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轉折來自盧溝橋。1937年炮聲一響,蔣介石急需各方支援,譚平山飛赴廬山與其會面。有人記下兩人短促的對話——蔣問:“你回來,是要批評我?”譚回:“批評是藥,先打日本是命。”簡短,卻敲開了大門,他的國民黨黨籍得以恢復,并被安排到戰時政治部發表抗戰主張。那兩年,他常說一句口頭禪:“國民黨老了,得靠年輕血液。”話里仍帶鋒芒。
抗戰轉入相持后,他察覺到另一股暗流。民主人士、第三黨舊人、進步軍人頻頻北上延安,統一戰線在悄悄成形。1948年5月,他以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代表身份簽署“五一號召”,公開支持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10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電示:確認譚平山為秘密黨員,組織關系暫存統戰系統。身份再次逆轉,但這回他沒有張揚,只說:“走了這么遠,還是從頭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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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清晨,天安門城樓人聲鼎沸。他站在靠北的一排,帽檐壓得低,卻仍看得見廣場上的紅旗。國歌奏起時,他輕輕嘆氣,對身旁的黃炎培說道:“繞了一大圈,總算見到曙光。”黃炎培頷首,未作聲。
1956年4月,70歲的譚平山在北京病逝。遺物中除了黨證,還有一本翻得卷邊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握在手里的,始終是那段土地與鄉村的記憶;寫入檔案的,則是一條曲折卻未曾斷裂的革命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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