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關品方
長期以來,新加坡華人公民比例,官方數據穩定在75%左右。根據新加坡國家人口及人才署最新的《2025人口簡報》,截至2025年6月的公民統計:新加坡公民種族結構(法定統計口徑是只計算本國公民),華族占75.5%,馬來族占15.1%,印度族占7.6%,余1.4%是其他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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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1965年脫離大馬獨立。筆者1971年赴日本參加第18屆國際學生會議,當年已有來自新加坡的學生代表團。我從那時起才開始關心這個剛成立沒多久的小國,知道新加坡獨立初期華人公民大約占78%,61年來緩慢小幅下滑,從未跌破74%,是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有意識地貫徹的人口構成政策。新加坡人囗數據只計算公民身份,不包括外來勞工(主要來自菲律賓、印尼和泰國),華人長期占75%左右,主體地位穩固。但如果計算全部總人口(公民+永久居民+外籍勞工+外籍學生+持新加坡護照+AIP簽證+持工作簽證的外籍企業員工),外籍人群以印度和東南亞人士占比較高,整體街頭多元(印巴裔相當顯眼)但公民主體仍是華人。(AIP是approval in principle的意思,5年內須移住新加坡,不可無限期續簽。)
華人占比長期緩慢下滑的底層原因是生育率僅0.97,遠低于馬來裔的1.8和印度裔的1.5。新加坡長期依靠多元人才引進以平衡勞動力需求,但政府有族群比例嚴格管控機制,立法限制單一族群占比大幅失衡,以確保中華文化價值觀,確保政權穩定。這是李光耀執政的成功之處(總理+加內閣資政,1965至2011,長達46年)。
新加坡立國根基是多元種族平衡治理框架,建國之初就設計好人口政策,鎖定三大族群的大致比例,從未放任華人比例斷崖下跌。
筆者記得,1978年鄧小平到新加坡和李光耀見面時,向他提問:中國的改革開放會成功嗎?李光耀肯定地回答說會。他認為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文化沉淀,往往在窮鄉僻壤不知道什么地方會突然冒起天縱英才。記得大致是這個意思,在李光耀的自傳里有提及。如今數十年過去,中國和平崛起,舉世矚目。李光耀的大歷史眼光獨到。當年中新尚未建交,1990年兩國才建立外交關系。李光耀完成這個和中國建交的心愿之后,才從總理的崗位上引退,交棒給李顯龍,自己改任內閣資政。
自從特朗普和拜登先后上臺以來,過去9年新加坡在地緣政治的定位方面搖擺不定。早前總理黃循財涉及支持日本高市早苗的言論,應該不是一時失言,反映新加坡的對華政策或有微妙變化。筆者有朋友剛從新加坡回來,側聞新加坡的人口構成或會改變,最終華裔、印度裔和馬來裔的比例或會是50/30/20。不過,這只是道聽途說,筆者認為無需過分解讀,不應妄議臆測,靜觀今后的變化就得。
筆者個人估計,《給阿嬤的情書》最近引起新加坡的身份認同焦慮是人口結構問題的本質,不等于新加坡對華政策轉向對抗。筆者早在上月22日已分析過該片的內涵。它以潮汕僑批、南洋華人思鄉親情為核心,無政治宣傳內容,在馬來西亞、海外華人圈普遍收獲共情;但新加坡《聯合早報》密集刊發多篇評論,核心擔憂是以下兩點。首先,影片喚起祖籍國的情感聯結,新加坡長期推行“新加坡人第一,族群第二,祖籍第三”的身份排序,擔心跨國華人鄉情會弱化本土國民認同。這是不是新加坡人的玻璃心?難說。筆者個人認為,以此炒作鄉誼認同問題是過度敏感。其次,該片以方言讀音和僑批敘事,《聯合早報》提出“以單一中華文化輸出擠壓本地多元文化”的顧慮,強調新加坡本土華人文化融合了馬來和印度元素,并非純粹中國南方文化的復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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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的朋友反饋,在新加坡出席會議時,因為是公開場合,華裔人士彼此溝通,都自覺只說英語不說華語。是否新加坡政府有默示?不得而知。
媒體評論只一時,不代表新加坡政府頂層對華戰略轉變。《聯合早報》是新加坡主流華文媒體,有政策參考風向屬性,但專欄評論不等于內閣官方國策。新加坡政府沒有出臺任何針對中國文化、華人交流的限制性行政法令,該片正常在新加坡院線公映、票房熱度很高,民間觀影反響和媒體評論形成割裂,南轅北轍。新加坡政府的核心焦慮是內部族群治理、國民身份建構,并非敵視中國。新加坡是多元小國,若境內華人普遍形成“文化情感優先綁定中國”的認知,或會沖擊馬來裔和印度裔族群的安全感,動搖其立國多元平衡體系。
這是其內部治理的核心痛點,估計不是外交對華立場問題。新加坡擅長在中美之間游走,不選邊站也不靠邊站,這是事實。說得好聽是中立,說得難聽是騎墻劇。但如果因為這樣而附和高市早苗、無視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冒起的苗頭,那就大錯特錯。筆者認為這應該只是錯誤解讀,無需過分渲染。新加坡整體對華政策并沒有根本性轉向,始終堅持“大國平衡+務實合作”;如有所謂路線考慮,只集中在國家安全防衛和亞太區域規則的層面,是向中國還是向美國傾側、傾側或多或少的問題而已。
新加坡的長期國策并沒有改變,因為有不變的底層邏輯。中新之間的經濟深度綁定,無法割裂。中國連續多年是新加坡最大貿易伙伴、最大外資來源地之一。中新雙邊自由貿易、蘇州工業園、天津生態城、陸海新通道、昆明休閑區、數字經濟合作等方面均持續加碼。近年兩國高層經貿、金融、文旅交流從未中斷,新加坡持續深耕中國市場。關鍵是中國對新加坡完全沒有安全威脅,如果新加坡對此心存疑慮,那是杞人憂天。在東盟框架下,新加坡對華《溝通協調》的定位不變。作為東盟核心成員國之一,新加坡持續推動東盟-中國自貿區、南海行為準則磋商,始終主張通過對話解決南海分歧,不選邊站隊、不攪對抗,政治表態上相當成熟穩健。
新加坡國土極狹小、人口基數低、無戰略縱深,安全長期依賴美國軍事力量在亞洲區域的存在,因此在芯片出口管制、高端技術流通等方面與美國同步落實多邊出口管制規則,對美國馬首是瞻,亦步亦趨。這是小國自保經典的平衡操作,新加坡從1965年以來就是這樣,有其長期慣性,并非單獨針對中國。新加坡對其他國家同樣執行統一技術管控標準。在南海爭議和海洋規則表述方面,新加坡可扮演的角色極少。新加坡并非海洋主權聲索國;出于確保航道安全、東盟整體協調的立場,多次呼吁各方尊重國際海洋法裁決。中方一貫立場是所謂南海仲裁案并無任何法律效力。中新雙方僅存在規則認知分歧,不存在外交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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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筆者認為。由《給阿嫲的情書》引起聯合早報提出的身份認同爭議只是在文化和族群層面上強調新加坡人要有本土多元認同。這不只是針對中國文化輸入,對日韓、歐美外來文化,同樣配套本土多元文化扶持政策;其核心目的是塑造統一的“新加坡國民身份”,防止任何單一外來文化主導社會。筆者曾旅居新加坡三年,對此有一些認識。這只是社會治理范疇,并非外交政策上對華調整。新加坡作為小國,因為發展空間狹窄,其國民長期有渴望移民外國的傾向。筆者認為這才是新加坡人口構成最重大的憂慮,無需過度渲染中華文化對新加坡華人的影響。這種根植于文化歷史沉淀的傳統價值體系,新加坡政府應該高度珍惜,不應該蓄意打壓。
中新之間的官方高層往來持續穩定,民間的文教及青年交流持續開放,大量中國學生和商務人士往來新加坡,華語依舊是新加坡核心語言之一。《給阿嬤的情書》引發輿論風波只是茶杯里的風波,更多是本土精英圈層的身份焦慮討論。筆者個人認為,民間基層華人對影片的鄉情共鳴,是懷緬祖先“下南洋”的懷舊情緒宣泄,如此而已;不用《大袈裟》(大驚小怪),何需太驚乍(有風就是雨),毋通講遮大(潮汕話,別講這么夸張、別吹得太大的意思)。
最后,盡管新加坡華人公民占比緩慢小幅下滑,其變化根源是生育率差異及印度人口增長快速,政府通過移民政策可以穩定族群結構,行之有效。新加坡政府有內部國民認同治理的焦慮,擔心跨國華人情感或會削弱本土多元種族平衡。新加坡對華大戰略始終是經濟深度合作、安全多邊平衡、外交中立斡旋、深耕東盟關系。這是小國地緣平衡的常規操作,不存在什么整體性、根本性的對華立場轉變。新加坡人善于把小事化大、夸夸其談。這其實是他們可愛的一面。新加坡人的Chinglish流暢無比,中英夾雜,聽起來十分舒服。筆者對新加坡十分熟悉,相當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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