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現代社會，時間正在成為一種普遍的焦慮來源。
35歲職場門檻、大齡考公、博士畢業年齡限制、婚戀與生育、延遲退休……
每一個引發熱議的話題背后，關于“太晚了”“來不及了”的討論從未停止。
“是不是我還不夠努力？是不是還可以更好地利用時間？”
這也是英國杜倫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許玲玲反復問自己的問題。
她從中國農村小學一路讀到英國劍橋大學，越往上走，身邊人的家庭背景越優越，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同學們都顯得那么從容不迫。
許玲玲曾長期陷在一種隱秘的自卑里：她覺得自己太慢、不夠聰明、總是晚別人一步。
這原本只是許玲玲個人的迷思。
她長期關注中國社會的教育流動問題，追蹤訪談了上百位來自不同出身背景的中國青年，才發現這種“時間貧困”幾乎存在于每個人的生活。
許玲玲意識到，問題或許不在能力，而在時間。
2025年，她把過去10年的相關研究寫成了《時間繼承者：時間不平等如何影響中國高等教育流動性》一書。
許玲玲。受訪者供圖
人們常說，時間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因為它分配給每個人一天24小時，不偏不倚。
正因如此，人生變成了一場賽跑，跑得更快的人似乎更容易得到時間的饋贈。
但在許玲玲看來，時間并不公平，它是一種被分配的資源。
有人繼承房子，有人繼承的卻是時間。她把這種機制稱為“時間繼承”。
你是一個“時間貧困者”還是一個“時間富裕者”，將影響你在這場賽跑里能否慢下來、能否犯錯、又能否重新開始。
在外界看來，許玲玲的人生是一個標準的“出身底層的女孩，突破枷鎖，不斷向上攀爬，最終改變命運”的逆襲故事。
她出生于南方的小村莊，從小成績拔尖，獲得獎學金去往香港學習。
畢業后，她在香港做了五年中學英語老師，才給家里還清了債務，后來又靠著獎學金去英國繼續博士學業。
聰明、努力以及從不放棄自我的信念幫助她一步步邁向更大的世界。
我們本可以這樣講述許玲玲的故事。
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段求學之路帶給她的是“很差、很自卑、做什么都很慢”的自我評價。
在劍橋讀書時，來自天南海北的室友們總是聚在一起聊著各自的經歷。
每次聊到年齡，許玲玲便不說話了。
其中一位室友在劍橋攻讀醫學博士，在聚會結束后專門找過來，把護照個人頁拿給許玲玲看，問她：“我是23歲，你到底多少歲了？”
許玲玲只好告訴他，自己30歲了。室友笑得得意：“哇，你這么老。”
平時室友也常常在許玲玲面前炫耀自己認識的英文單詞更多，盡管英語是他的母語。
室友出身醫學世家，畢業于英國最好的公學，家中三代人都就讀于劍橋。
現在提起這些，許玲玲形容，室友身上有種“傲慢的精英視角”，以至于他將取得的成就全部歸因在自己的能力上。
但在當時，這些一度讓她感到自卑與困窘。
類似的情緒長期存在于許玲玲的求學過程中。
“越往上，見到的同學的家庭背景越優越，老覺得自己很差很慢，只能拼命努力來彌補差距，但又覺得其中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對。”
生活中的許玲玲。受訪者供圖
彼時，許玲玲已經開始關注高等教育流動問題。
最早她關注的是從內地到香港上學的學生，觀察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他們對學習、戀愛、就業的思考以及遭遇的身份認同等問題。
而后她的研究擴展到從香港到內地求學的大學生、農村背景去往大城市求學的學生以及從中國到英國留學的學生群體。
她發現，“時間”成為影響人們判斷與選擇的重要因素。
Norman是許玲玲的研究對象之一。
他一直以來的志向是成為庭審律師，為此他本科選擇了法學，而后又讀了國際法方向的研究生，當他上完碩士課程后，才發現自己浪費了三年。
因為對庭審律師而言，庭審的經驗更加重要。
訪談中，許玲玲問他：“你當時為什么會去讀國際法？”
他說，“因為所有人都在上，所以我也上。”
“Norman當時沒有足夠的資源來預見職業的發展，所以付出了更多的時間。”許玲玲說。
《未知的首爾》劇照
當我們想要討論社會不平等問題時，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理論是有效的工具。
布爾迪厄認為，一個人擁有的文化資本、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會在社會結構中相互作用，最后影響著個體的社會地位。
具體而言，文化資本是一個人擁有的文化知識、教育背景和文化品位；
經濟資本，則是一個人擁有的可以直接轉化為金錢的財富；
社會資本，包括一個人擁有的人脈和社會信任。
但當許玲玲使用這些概念時，仍然覺得不足以解釋自己與受訪者們的經歷。
“室友23歲讀博，我30歲才開始讀博，為什么會有這種速度的差異？Norman為什么會覺得自己‘浪費了’三年？”
許玲玲認為，時間也是一種資源，社會的流動不僅是資本的流動，更是時間的流動。
比如她的研究對象中有的來自少數民族，如果想要走向更大的世界，他們需要先學習漢語、英語。
相比于從小在普通話或英語語境下成長的學生，他們擁有的時間資源更少。
又比如當父母替孩子完成了勞動，孩子便繼承了這部分時間。
時間并不總是公平的。
通常來說，時間貧困與經濟貧困高度相關，但時間貧困具有不可逆轉性，失去的錢可以再賺回來，失去的時間卻永遠無法填補。
從2013年到2023年，許玲玲訪問了上百位中國青年。
如何判斷自己是一個“時間富裕者”或是“時間貧困者”，許玲玲認為關鍵在于時間繼承的“質”與“量”。
你認為自己有足夠的時間嗎？
繼承更多時間的“量”意味著，如果家庭擁有更多文化、經濟和社會資本，那么孩子不需要通過更多勞動的時間來積累資源。
比如有人生活在大城市，可以接觸到更好的醫療、教育資源，也有更多工作機會；
有人以英語為母語，作為國際上最通用的語言，他們也可以節省幾十年的時間去重新學習。
訪談對象蛟的父母沒有上過一天學。
蛟在90年代參加高考，分數原本可以上清華北大，但如果他選擇去清北，將要花費一整年時間參加軍訓。
為了盡快給家里賺錢，他最后選擇了南方一所能提供生活費的普通學校。
如今回望這個選擇，蛟常常嘆息自己當時的愚蠢。
畢業后，蛟找工作并不順利，最后在家鄉的一家小公司做文職工作。
一年后，公司倒閉了，蛟只好又花費大量時間找工作，“第一學歷對他的時間懲罰一直存在”。
許玲玲提到的另一個例子是靈珊。
她是90后，出生于中產家庭，十八歲去香港上學。
和許多同學一樣，她大學就開始在金融機構實習，但那時她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什么。
有一天，她的室友回來比較晚，靈珊幫她煮了一碗面，她的室友一邊吃、一邊隨口說：“你煮的面怎么這么好吃？你有沒有想過去做一個廚師？”
靈珊受到啟發，仔細研究了廚師行業后，決定去北美參加一個廚師學校的訓練，為時兩年。
她在廚師學校如魚得水，學習到很多專業技能，畢業后順利在當地一家餐廳的后廚工作。
作為廚師，靈珊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得站著，開始有了職業病。
更可怕的是，她發現自己要花起碼十年時間去做削土豆、拌沙拉這些基礎工作，才能自己設計餐單，成為理想中的廚師。
工作兩年后，靈珊決定轉行，她進入了一所編碼訓練營，畢業后順利去往一家金融編碼公司工作。
廚師學校和編碼訓練營都價格不菲，但靈珊的父母有經濟能力支持她自由探索喜歡的職業。
充分的容錯空間帶來了從容的處事心態。
盡管靈珊在探索中仍然有彷徨和焦慮，但她不會像蛟一樣，認為自己沒有時間去做這樣的探索。
靈珊繼承了更高質量的時間，這讓她面對機會時有一種“配得心態”，而很多劣勢的時間繼承者往往存在“還債心態”。
他們接受教育或許是需要家里做出犧牲的事情，他們迫切希望節省時間、更快賺錢。
在做決策時，他們更容易選擇那個短期受益的方案。
“這本質上是一種時間上的孤立無援。這種無助讓許多人在原本觸手可及的機會面前因為耗不起時間而退縮，最后陷入惡性循環。”
《我的解放日志》劇照
然而，很少有受訪者意識到時間的不平等。
像蛟這樣劣勢的時間繼承者，可能反復遺憾于當時的決策，哪怕那已經是他當時能做出的最好選擇。
而優勢的時間繼承者，就像許玲玲的那位室友，會認為獲得的一切成就都來源于自己的能力。
在市場上，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教大家管理時間的課程和博主，但許玲玲提到：
“有些時候我們的確可以把時間利用得更好，但如果你本來繼承的時間的質和量比較少，深深陷在還債心態里，那么無論如何努力，也總會覺得時間不夠用。”
“時間貧困”既是一種結構性的困境，又是一種主觀的感受。
最初，時間貧困可能會表現為一種羞愧感和焦慮感，“覺得自己太慢、太落后、時間管理能力差等等，在面對優勢時間繼承者的游刃有余時，這種情緒會尤為強烈”。
近幾年，“低精力老鼠人”成為網絡熱詞，指長期處于能量低迷狀態的群體。
許玲玲認為，其中一些可能是天生精力不足，但也有一些可能是因為休息得不夠、日常壓力太大或者時間負債嚴重而造成的狀態低迷。
如果這種貧困長期持續，可能造成生理的報警，比如失眠與噩夢。
受訪者夢來自河北的農村，是家中長姐，從本科開始，她就不斷被父親要求往家里寄錢。
在讀博期間，她給同學當“槍手”，寫了一篇發布在C刊的論文，拿到5000元報酬，哪怕把其中大部分寄回家，還是遠遠不夠。
許玲玲訪問夢時，她已經博士畢業好幾年了，但仍然每晚做噩夢。
夢里，父親不停找她要錢，她每次哭著哭著就醒了，醒來臉上還有淚水。
她當時還在幫家里還債。
《我的解放日志》劇照
與夢經歷類似的還有蘇。
她高考考到北京一所很好的大學，父親從她去北京上學后，便開始在村里炫耀女兒“成了了不起的大人物”，不斷寫信讓她寄錢回來。
盡管她將大部分獎學金寄回家里，要錢的信件還是不停。
她初來乍到大城市，經濟和心理負擔都很大，在這種情況下，大二大三的時候接近崩潰，出現了嚴重的抑郁狀態。
許玲玲解釋，在夢和蘇身上，都有一種長期的還債心態，極度的緊迫感讓她們不敢停下。
“她們沒有時間思考自己的未來，總覺得要為家里付出，這些心態影響著她們的行動”。
長期以來，女性承擔著無價的照料勞動，時間被家庭蠶食。
“性別在時間繼承中扮演了極其殘酷的角色，女性往往繼承的是更沉重的時間負債，甚至某些語境下是繼承了負時間。”
許玲玲的受訪者中，很多作為家中長女，需要服務于家中其他孩子，“她們的學習、甚至是游戲時間都會被剝奪，從而折現為家庭中男性的成功。”
時間貧困的另一種表現是容錯空間的匱乏。
“陷入時間貧困的人無法享受gap year（間隔年），沒有緩沖地帶”。
靈珊可以探索不同的職業，但對于時間貧困者而言，“一個錯誤的決定就可能意味著要花費未來的5-7年來彌補”。
時間貧困還會表現為高壓之下的碎片化時間，這意味著時間貧困者無法專注于長期的自我投資，只能被生存驅動著做出短期決策。
《未知的首爾》劇照
許玲玲提到，有一位同學畢業后一直在做很不穩定的、低薪的工作，包括股票經紀、補習老師、房產銷售。
但他原本的職業理想是金融投資。
為了掙得更多生存資源，他沒有時間去學習、提升自己。
他曾經考慮在休息時間里爭取半小時來學習，但這讓他狀態更差了。
受訪者庫在一所高校工作，他沒有時間考慮自己的研究方向，而是在不斷接手別人不要的項目，因為那些可以給他即時的金錢回報。
“他知道這對于自己長期職業發展不利，但他需要去做這些短期的事情來生存。”
不只是自我成長，沒有時間也會影響到與他人的交往質量。
許玲玲對Lawrence的經歷印象深刻。
他來自香港低收入家庭，他的收入不僅要幫助父母，還要供弟弟讀書，他常常跟許玲玲抱怨自己時間安排得不好，還要更加努力。
但實際上，在睡覺以外的所有時間，他都用在了工作上。
Lawrence太過忙碌，以至于沒有時間交朋友和談戀愛，社交成了他的負擔。
“他無法像優勢的時間繼承者一樣通過社交晚宴、跨國旅行和閑聊來建立人際網絡，而這種社交缺位會進一步加劇信息差，形成惡性循環”。
英國“幸福教授”凱茜·霍姆斯曾出版過一本暢銷書《時間貧困：如何利用時間，決定了我們是誰》。
書中提到，如果一個人每天能有2-5小時的可自由支配時間，將是最幸福的狀態，她建議人們應該像投資金錢一樣投資時間。
但對于時間貧困者而言，他們早已疲于奔命。
許玲玲的書出版后，曾有一位受訪者專門約她聊一聊。
她告訴許玲玲，她很高興，“時間繼承”的框架幫助她更好理解了自己當時所做的決定以及自己所處的社會位置。
但困惑的是：“在知道自己是時間繼承的優勢者和劣勢者之后，我還可以采取什么樣的行動？”
許玲玲認為，如果你發現自己身陷時間貧困，最重要的是尋找到自己的時間財富加速器。
比如我們前面提到的蛟。
他的時間繼承的量很少，但他的語言學習能力很好，他后來利用自己的英語能力申請到英國的碩士課程，還得到了一定的獎學金。
“在這個層面上，英語變成了他的時間財富加速器，補足了他在家庭層面和社會層面時間繼承的劣勢。”
現在，蛟已經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學者，做著他喜歡的研究工作。
每個人的時間財富加速器各不相同。
“比如有人擅長阿拉伯語，他可以利用海外社媒在跨境電商上有所作為；有人對AI的研究很深入，他也可以用AI做一些事情；
現在一線城市有專門針對獨居女性的水電工，如果你會這門手藝，又找到了需求，這也可以成為你的時間財富加速器”。
除了個人的努力之外，在社會層面，許玲玲希望時間被再次分配，一些職業的年齡限制被放寬，政策對時間繼承劣勢者可以有更多幫助。
這是還未改變的現實，需要更多人的共同努力。
許玲玲認為，優勢的時間繼承者應當意識到，自己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其實有時間繼承的特權，“起碼不要去嘲笑別人”。
而如果你發現自己是劣勢的時間繼承者，“請學著與自己和解，原諒自己曾經做出的、現在看上去不那么有預見性的決定”。
完成《時間繼承者》的過程，也是許玲玲與自我和解的過程。
在此之前，她常覺得自己是不配休息的。
她拼命追趕時間，像是在和鐘表上的指針賽跑，跑著跑著，自己也被困在了鐘表里，成為時間的囚徒。
在求學過程中，家人為她做了很多犧牲，而她工作后的大部分收入也都給了家人，代價是幾乎所有時間都在工作，無暇考慮自己的未來規劃和身體健康。
現在，每當她迫切要完成一件事，她會有意識提醒自己：慢一點，花更多時間想一想。
她在郵箱里專門開了一個新文件夾，取名“要思考的”，將一些工作郵件放在里面，而不是選擇馬上回復。
她給自己安排了休息時間，這段時間不再安排其他工作。
以前，她會因為休息或拒絕別人的請求而愧疚，但現在，她不斷提醒自己：休息是我的權利。
她訓練自己堅定地拒絕那些多余的事情，一開始還會心跳加速，現在已經漸漸平靜。
這也許是個人能做出的最小單位的努力。
許玲玲希望每個陷于時間貧困的人都能對自己溫柔一點。
“你不是失敗者，你是時間結構下的生存者。社會不公不僅是空間或者物質上的，更是時間上的。
你現在的焦慮往往是因為你正在為上一代或者我們的社會制度，償還那張看不見的時間欠條。
所以請停止自卑，去識別并利用屬于你的時間財富加速器，找回屬于你自己的時間主體性吧。”
《未知的首爾》劇照
作者 | 三金，來源：十點人物志（ID：sdrenwu）
主播 |亞楠，電臺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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