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無到有 從有到優——上海檢察機關三代未檢人的護“未”故事

　　今年5月29日，在上海市松江區檢察院公益訴訟檢察宣傳教育基地，該區某學校學生通過電子屏幕展示了解檢察公益訴訟守護他們安全的故事。

　　2024年3日，在全國中小學生安全教育日來臨之際，上海市普陀區檢察院開展“護航網絡時代青少年健康成長”主題檢察開放日活動。

　　近日，上海市檢察機關原檢察官周小萍（左二）、檢察官顧琤琮（左三）和徐麗春（右一），一同走進檢察日報“正義會客廳”。

　　1986年6月，上海市長寧區檢察院的一間辦公室里，幾個人圍坐在一起，討論著一個“不大不小”的決定：設立“少年起訴組”，將涉及未成年人的案子從成年人案件中分出來單獨辦理。當初他們都不會想到，這個決定成了上海乃至全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專業化探索的起點。

　　那一年，周小萍正奔走在辦案一線，顧琤琮還是個孩子，徐麗春尚未出生。近日，這三名來自上海市檢察機關的檢察官一同走進檢察日報“正義會客廳”。作為上海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開拓者、建設者和深耕者，她們接力“奔跑”四十年。身后是風雨兼程，眼前是越織越密的未成年人保護網。

　　敢為人先 多做一點

　　1992年8月，上海市虹口區檢察院，周小萍和同事們正在忙碌地整理案卷。就在這個月，全國第一個集審查批捕、審查起訴職能于一體、獨立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檢察科正式成立。

　　如今，周小萍已經退休多年。但每當回憶起那段歲月，她的眼神依然明亮。“那時候未成年人保護法剛剛施行，明確了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這為我們具體開展工作提供了方向。”她說。

　　上世紀90年代初，經濟發展加速，社會變遷加劇，未成年人犯罪數量逐漸上升。但在當時的司法實踐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與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起捕、一起訴、一起判”。“效果很不理想。”周小萍和同事們發現，如果不把未成年人的案子單獨拎出來，根本沒有精力去做深入的社會調查和幫教工作。

　　獨立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檢察科成立后，一切都不一樣了，有了專門的辦案力量，有了回旋的余地，也有了探索的空間。

　　周小萍至今仍記得一個搶劫案中的涉案少年。那個孩子以前被人搶劫過，后來在不良朋友的引誘下參與了搶劫。“訊問時我們發現，他一點也不懂法，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為已經觸犯了法律。”周小萍沒有簡單地走流程，而是增加了法治教育，耐心地給他講道理。最后，少年痛哭流涕，真心悔過。

　　最終，檢察機關依法決定不批捕。虹口區檢察院當時已經與企業合作建立了“陽光基地”——一個專門接收不捕、不訴未成年人的幫教場所。少年被送到基地后，有專門的師傅教他技能，空閑時他學習法律知識。周小萍和同事們也經常去看望他。這個孩子后來走上正道，成為了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另一個案件，也讓周小萍印象深刻。一名從小失去父親、母親殘疾的少年，因缺少關愛，被壞人利用，參與了一起搶劫案，被判了刑。孩子入獄后，他的母親生活陷入困境。周小萍和同事們自掏腰包資助她。孩子出獄后找到一份郵遞員的工作，周小萍和科里同事一起送了他一輛自行車，叮囑他要珍惜這份工作。如今，這個孩子已經成家立業，對母親非常孝順。他的母親至今還會給檢察官打電話，說說孩子的近況。

　　“我們如果不給他機會，一棍子把他打下去，毀掉的不僅是孩子的一輩子，更可能是孩子背后的幾個家庭、幾代人。”周小萍說。這句話，樸素卻深刻，正是第一代未檢人“敢為人先、多做一點”精神的最好注腳。

　　退休后的周小萍，依然關注著未檢事業的發展。她說：“看到現在的未檢工作做得這么細、這么全，我心里特別高興。我們當年種下的種子，發芽了，開花了。”

　　看見案卷 看見孩子 看見未來

　　第一代未檢人用“多做一點”的勇氣，在制度空白處為孩子們撐起了一把傘。而當顧琤琮接過這一棒時，她發現：傘下的人越來越多，傘也需要撐得更穩、更大、更持久。

　　2006年，顧琤琮進入檢察院，開始從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那一年，上海未檢工作創建20周年座談會召開，確立了未檢“捕、訴、監、防”一體工作模式。社會調查、合適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等諸多特殊檢察制度已經初步定型，但涉未成年人的實體和程序法律規定尚不明確，未成年人保護法律體系仍在持續完善過程中。

　　辦案中，顧琤琮很快意識到，未成年人犯罪往往是家庭、學校、社會等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簡單地“一捕了之、一訴了之”，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也正因如此，她這一代未檢人最大的轉變，就是從“個案幫教”走向“系統構建”。

　　顧琤琮將未檢檢察官最核心的能力提煉為“看見”——看見案卷、看見孩子、看見未來。看見案卷，是全面準確理解和適用法律；看見孩子，是以更科學專業的視角理解未成年人的特殊性；看見未來，是要走出案卷，走進孩子學習、生活、成長的每一個場景，凝聚各方共識，協同推進未成年人保護這項系統工程。

　　基于這一理念，顧琤琮帶領團隊打造了“滬未來”未檢工作品牌，主動融入“六大保護”——與婦聯共建監護監督與家庭教育指導銜接機制，與教委推出控輟保學“檢校問診”、預防學生欺凌手冊，與共青團升級社會支持體系、發布地方標準《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服務規范》，會同市場監管、文化執法等部門推動點播影院、密室劇本殺、盲盒交易等新業態規范管理，構建網絡保護四方協同機制并推出多項全國首個行業指引，推廣未保站檢察官兼任法治副站長實現基層全覆蓋。“協同共治就是破解保護難題的金鑰匙。”顧琤琮說。

　　回望上海未檢40年，一個顯著的特征是：制度創新從不缺席。從犯罪記錄封存、合適成年人，到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證場所、從業禁止……多項制度被國家法律吸收或在全國推廣。“每一步都是從實踐中發現真問題，形成共識，推動立法的過程。”顧琤琮說。

　　如今，作為承上啟下的一代，顧琤琮有著清晰的定位：“我們要把檢察履職嵌入超大城市的治理，一方面對標國際最高標準，另一方面真正立足國情，讓未檢工作始終與時代同脈搏、與孩子們的需求同步推進。”

　　孩子在哪里 保護就到哪里

　　在上海市普陀區，有一支名為“蒲公英”的未檢團隊。成員們不僅是辦案檢察官，更化身“法治醫生”，走進校園“坐堂問診”。

　　2021年，在上海市檢察院的指導下，普陀區檢察院成立了全市首家“檢校問診室”。團隊負責人徐麗春介紹：“檢察官坐堂問診、定期巡診，了解學校存在的犯罪預防、家校矛盾等問題，一對一開具法治處方。”

　　初中生小魏是檢校問診室“接診”的一個典型對象。他沉迷網絡，偷母親的錢打賞主播，導致家庭矛盾激烈。檢察官做的第一步是“望聞問切”——發現孩子母親忙于工作、管教粗暴，孩子是在用不當行為獲取關注。

　　第二步是開具“法治處方”。團隊為小魏量身定制了幫教方案，提供網癮戒癮治療、法律意識提升、情緒管理等多方面幫助；同時，聯合婦聯的家庭教育指導師介入，緩和親子關系，并制發了督促監護令。

　　第三步是“復診回訪”。檢察官跟蹤了解孩子行為習慣的改善情況和家庭關系的進展，及時調整幫教方案。最終，小魏的行為習慣和生活面貌發生了很大轉變，親子關系也得到了明顯改善。

　　徐麗春說：“孩子在哪里，我們的檢察保護就要跟到哪里。”2024年，普陀區檢察院聯合多部門發布了《網絡企業未成年人保護指導清單》。這些創新舉措，源于對未成年人成長環境變化的敏銳洞察。

　　這一指導清單的出臺，源于一起特殊的盜竊案。在上海鐵路運輸檢察院辦理的一起案件中，一名未成年人因喜歡買盲盒，在地鐵站內的盲盒小店偷了50多個盲盒，發現不是自己心儀的“隱藏款”，又通過網絡盲盒交易平臺線上銷贓，“回血”后再買再抽。該院依法對其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并設置了六個月考驗期，幫助他改變嚴重不良行為，最終順利考上大學。

　　由于平臺注冊地在普陀區，徐麗春團隊通過“體驗式調查”發現：平臺缺乏未成年人保護模式，存在不良信息。通過公益訴訟監督和制發檢察建議，企業完成了整改，設置了實名認證和監護人限額功能。在此基礎上，團隊制發指導清單，為網絡企業提供指引。

　　徐麗春這樣概括新一代未檢人的工作方法：“多問幾句——不僅僅關注案件本身，還要關注行為背后根本性的社會問題，推動進一步治理；多做幾步——發現問題后，通過各種方式化解偏差行為背后的社會和家庭問題，通過檢察履職撬動齊抓共管和協同治理。”

　　站在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創建40周年的節點上，徐麗春展望未來：“未成年人保護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全社會盡責，共畫保護的‘同心圓’。”

　　40年，足夠一棵樹苗參天，足夠一個孩童不惑，也足夠一項事業從起步走向繁榮。

　　這是三代未檢人的故事。也是歷經40年，中國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從無到有、從有到優的一個縮影。

來源：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