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難后礦工返鄉！陜南山村滿是歸人，生計無著前路茫茫？

在煤礦干了大半輩子體力活的劉祥峰眼下已在家閑了一個多月。水稻早已種下，只待秋收。村子里找不到雜活可干，每天吃過飯后，一家人就出門遛彎，太陽曬得厲害，就找個陰涼處歇腳。

劉祥峰的表親兼工友劉祥森回家后就主動承擔起騎電動車接孩子放學的任務。門口的枇杷樹掛滿果實，八十多歲的老母親駝著背，坐在門口剝枇杷。家里唯一的電視壞了，等著兒子來修。

他倆都是山西省沁源縣通洲集團留神峪煤礦1號井的礦工。2026年5月22日晚，留神峪煤礦發生瓦斯爆炸，82人遇難。事故發生后，礦上的外包礦工們紛紛回到他們遠在七百公里之外的家——陜西省安康市下屬的旬陽市紅軍鎮。

除了過年，紅軍鎮茨坪村十幾年來還是頭一回這么有人氣：幾乎每家的男人們都從礦上回來了，和劉祥峰與劉祥森類似，在家里干農活、帶孩子、陪家人。

除了山，還是山。茨坪地處秦嶺與大巴山腹地，緊鄰湖北鄖西縣。村里的房子大多建在山坡上，人們只能在房前屋后有限的平地里開墾出小塊田地。紅軍鎮下轄茨坪與豐積兩個社區，但當地人依然習慣性地把這些大山里的聚落稱作“村”。

十幾年來，茨坪的男人們放下鋤頭，戴上安全帽，一撥又一撥涌向山西煤礦，從事著礦井一線的各項工作，再將賺得的工錢反哺家里，養活著少有產業的陜南村莊。但留神峪礦難后，一切都被按下了暫停鍵，回村的礦工們陷入了漫長的等待。

2026年5月23日清晨5點，劉祥森給家中妻子打電話，“我們這兒的人好幾個都沒了”。打完電話，他簡單收拾了隨身物品，決定回家。

“我們這個院子有7戶人家，就1家沒下礦。”劉祥森妻子說。她口中的“院子”，是陜南山區農村特有的說法。沿著山路，三五戶擇一處平緩地挨著建，就圍成了一個“院子”。劉祥森家所在的院子，男人們都去了山西留神峪煤礦，除了干木工的那一家。

她說，這次礦難，她們院子里有三戶都出了事，“三個都沒了”。

劉祥森有三個孩子，大兒子在西安餐飲行業打工，一個月休息4天。大女兒在安康上技校，學護理專業。小女兒在鎮上讀五年級，離家四五里路。山中雨天路滑，再遇上泥石流或塌方，太危險。他不在家時，妻子就在孩子學校附近租房，往返于村鎮之間，給娃陪讀做飯，再折返回村照顧婆婆。

今年50歲的劉祥森屬于中途改行，之前干了十幾年的油漆工。那時農村蓋房子，門窗都是木頭的，做好要上漆，打嫁妝也要用漆匠，后來沒人用木頭門窗了，他的手藝就沒了市場。2019年，劉祥森去了沁源，輾轉待過三處煤礦，最后來到留神峪。由于年齡較大，身體不太好，他做的是皮帶工，活不重，工資也比掘進面的工人少，一天350元。

他的工作地點在1號井，與發生爆炸的3號井在地下連通。劉祥森說，因為1號井的兩個掘進面距離3號井比較近，1號井的許多礦工也出事了。

5月22日那天，劉祥森上早班。下午5點下班，回宿舍睡覺，晚上9點多聽到救護車聲音，也沒在意。到了夜里1點多，隊長打電話讓去礦上，他還以為又要檢查，要封“暗面”。到礦上才知道，3號井發生了瓦斯爆炸，讓他們去井下救人。

留神峪煤礦中，安康籍礦工不在少數。摩的沿山道飛馳，司機祝德宏一路指過去。他的家在紅軍鎮豐積社區，鄰居比他大一歲，在留神峪煤礦做皮帶工，這次沒能再上來。家對面住著祝德宏的妹夫，在留神峪煤礦上中班，撿回了一條命，一氧化碳中毒，沒有外傷，在沁源住院觀察。

一名在留神峪事故中遇難的茨坪人今年才三十歲出頭，還沒結婚，下礦賺“老婆本”。村民莉姐是其同學。她說，同學的母親因癌癥去世，父親生病久坐輪椅，哥哥離了婚帶兩個孩子。因家里條件差，同學一直沒結婚，前些年做家具，生意不好，便去了礦上。去年在安康市區買了套房，搬家時發了一條朋友圈。莉姐說，“今年剛回礦上上班，人就沒了。”

51歲的劉祥峰在留神峪煤礦1號井做采煤工，是茨坪村里較早下礦的。他家門口停著一輛白色面包車，是一名遇難工友的。工友是同村民小組的近鄰，家人們忙著料理后事，劉祥峰幫忙將車一路開回村。他說，離世的鄰居45歲，是留神峪煤礦1號井的掘進司機，孩子在一所職校學醫，已經讀了兩年。

劉祥峰年輕時在煤礦干掘進、打錨桿、架棚子，屬于技術工，工資高，近兩年因體力下降，腿腳不利索了，換成了綜采面的清煤雜活，工資也跟著降了。他說，早年下礦的時候，沒什么安全意識。“管他的，能掙多掙點錢，能把家里條件搞好一點。”

在礦上上班時，如果是上早班，劉祥峰每天清晨4點20分至4點半之間就起床，5點開班前會，聽隊長講當天的任務。6點換衣服下井，坐猴車到井底，再走路到工作面，到的時候已經7點多了。下午3點半下班，升井、洗澡，出來是傍晚5點。

外包隊的宿舍就在礦井邊，是兩層樓高的簡易活動房。沒有空調，連風扇都沒有，夏天熱得要命。下井時，劉祥峰不帶食物，只帶一瓶水。在沁源待了四五年，他幾乎不外出游玩，回到宿舍就吃飯洗漱，然后躺下睡覺。

為了省錢，劉祥峰一年最多回一兩次家。妻子余兆翠留在家里，帶孩子、種些小田、打點雜工。因為野豬糟蹋莊稼，山上的地退耕了，只有門前一點水田。家門前種著玉米苗。從山上拔點竹筍，配上自家種的生菜和家養雞下的蛋，就能做一餐飯。

余兆翠覺得自己被土地綁住了。田里要用好種子，施好肥料，不然就長得不好。人工貴、肥料貴，種地時得租借耕地機，收糧食得鄰里互相搭把手。她不指望賣糧賺錢，就是維持生活。“必須要種，不種還不行。”家里有孩子要上學，自己也出不了門，干不了活掙不了錢，土地不能就這么荒著。

丈夫下礦時，她也跟著揪心。夫妻倆每天都會聯系，余兆翠知道丈夫輪早班還是晚班，也知道他升井的大致時間。兩人養成習慣，丈夫每次從井下出來，都要第一時間給她發個視頻或發一句“我下班了，在做飯”，她才放心。有時候到了下班的點丈夫沒報平安，她就打電話過去。

和劉祥森一樣，劉祥峰也有三個孩子要養活。大女兒在讀大專，二女兒與小兒子一個高三一個高二，正是學習緊張的時候。家里客廳墻壁上貼滿了獎狀，孩子們都住校，兩周回家一次。5月29日正值周五，二女兒拎著行李箱回來。劉祥峰隨口說，女兒的英語是弱項，“失分太多了”。但孩子中考時成績“還可以”，考了700多分。

雖然常年不在家，但劉祥峰對孩子們的情況十分了解。提起女兒時，劉祥峰語氣平靜，但難掩滿足之情。他還要多賺些錢，讓孩子們繼續讀書。

從茨坪前往留神峪，劉祥森需要先乘鄉鎮巴士，在盤山路上晃悠兩個小時到達旬陽市區。再從旬陽乘火車去山西長治，兩地之間沒有直達車，需要在太原或鄭州等地中轉，火車上的時間加起來有12個小時左右。到達長治后，再去當地汽車客運站換乘大巴，經過約3小時的車程，才能到達沁源。

“天沒亮開始走，天黑了就能到山西了，到礦了。”劉祥森說，疫情那兩年進出不便，礦上曾組織出行，將礦工們整車送回家，那是少數省下路費的時候。除此之外，“到哪里打工都是自己掏錢，路費老板都不管”。

紅軍鎮的鎮上是整齊劃一的灰底紅邊建筑，居民們從山上搬遷而來。蜀河穿鎮而過，河邊立著綠色標牌：飲用水水源一級保護區。標牌背后寫著幾條注意事項，其中包括禁止從事農牧活動；禁止新建、擴建與供水設施和保護水源無關的建設項目。

對于茨坪人來說，這塊標牌意味著，他們很難在當地找到合適的工作。因為村里不允許建工廠，也不能發展養殖業。工廠的薪水不夠養家，只有煤礦掙錢可觀，又不需要技術，成了村民們謀生的第一選擇。

2024年統計年鑒顯示，旬陽市戶籍人口43.3萬人，常住人口34.5萬人。近9萬人的差額，意味著大量人口外出務工。“都是老鄉帶老鄉。”一位熟悉當地勞務情況的村民解釋，“最早有一個人到那兒去了，后來就一個帶十個，十個帶百個。”

“想掙那么高工資，就要接受高風險，都是為了生活。”這位不愿具名的村民說，留在村里的村干部“一個月工資才2200元錢”，搞建筑“累死累活一個月就6000元”，而下煤礦的人“月工資都不低于1萬”。在他的描述中，下煤礦并非本鎮獨有的選擇，山西煤礦承接了無數“沒有技術、沒有手藝”的安康人。

塵肺病公益組織“大愛清塵”安康站負責人余雪梅介紹，整個陜南安康地區，外出務工的礦工集中來自其下轄的旬陽市、紫陽縣、平利縣、漢陰縣、嵐皋縣，主要前往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與內蒙古等地，多從事煤礦及鐵礦開采工作。

這一模式，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十余年前。安康市紫陽縣的礦工老孫是1976年生人，在山西煤礦做了32年。他記得，1990年代起，同鄉們就一撥撥涌向了山西。他跟著十幾個工友去了山西晉城，在礦上拉過平車，當過炮工，一天掙4.5元。

“老家下煤礦的太多了，家里人也默認了這個工作，畢竟要生存。人都有從眾心理，當所有人都是一個職業，也就沒啥好說的了。”一名網名叫無疆的安康市嵐皋縣人，今年38歲，初一輟學，2007年跟親戚們下了礦。他說，鐵礦、金礦、鉛鋅礦、瑩石礦基本都干過，但干得最多的還是煤礦。

他的工作很不穩定。每去到新的煤礦，無疆會考察工資高低、井下生產環境、管理水平等方面。井下有高瓦斯、有沖擊地壓、地熱或水溫復雜的，以及有管理問題的，他都不敢多待，有時一年換四五個地方，最長的一段干過兩年半。

“總在礦上干，吃飯睡覺上班，人都木了。”他感嘆，以前的礦工什么人都可以當，有酒鬼，有身體輕微殘疾的，有坐牢出來的，還有破產的老板。但是現在，煤礦管理越來越嚴格，進礦需要開無犯罪證明。

不管去哪里的煤礦，無疆總是跟著外包隊干。他說，外包隊與煤礦正式工完全是兩個待遇，外包隊屬于個人老板組織隊伍，掛靠在某一公司，承包煤礦的一條或幾條掘進巷道。外包隊的工人沒有五險一金，沒有福利，偶爾會發點勞保用品，工人多勞多得，“拼了命地干”。

無疆說，像他這樣在外包隊里干活的，屬于“最底層的煤礦工人”。但即便是“最底層的煤礦工人”，也不是想當就能當。

當礦工，靠的不是公開招聘，而是一張潛在的人脈關系網。“你要是自己去礦上找工作，根本找不到。”一名茨坪當地人說，“礦上不相信你個人，怕你是來搞事的。”

進外包隊，一般通過熟人或同鄉介紹。包工頭被工人們稱作“老板”，手里有工程和礦方的人脈關系，工人跟著“老板”才能有活干、有錢掙。

同鎮、整村的青壯年勞動力參加同一支外包隊，是安康過往十幾年中的常見景象。在旬陽政府官網，還能找到2010年的相關報道：在縣人勞局和鎮政府的組織下，當時四百余名農民工集結，被輸送到一家以采煤為主的公司。

招募他們的是曾經的礦工同鄉、現采煤公司掘進隊的負責人。新聞中提到，這名招募者原是煤礦公司旗下的一名普通礦工。他帶領的旬陽民工隊伍被煤礦收編，并組建為專業掘進隊。為擴大生產規模和帶動農民增收，他回鄉招工，將四百余名農民工全部安置到他的掘進隊。

包括劉祥森與劉祥峰在內，茨坪的很多人都在留神峪煤礦的同一支外包隊里。在這支外包隊里，從承接礦上工程、拉扯出整支隊伍的包工頭，到打理井上井下事務的主管，再到負責分工與帶班的隊長等管理人員皆是同鄉，來自茨坪與隔壁的豐積。

在茨坪，最常被外包工提起的兩個名字，是包工頭劉平與王承儉。

他倆是這支外包隊的核心人物，聯手在通洲集團承包了多個掘進面和綜采面。企查查顯示，王承儉系陜西鑫曜誠工程勞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100%持股，該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注冊資本500萬元。截至發稿，王承儉手機一直無法接通。

劉祥森說，劉平以前在河南金礦發展，靠金礦積累了大量財富，王承儉則在山西發展時間更長，“結交的關系多些”。兩人之前各自有外包隊，在2022年前后開始合伙，招募同鄉去山西煤礦做外包工。

據劉祥峰所知，劉王二人在留神峪煤礦1號井有兩支綜采隊、三支掘進隊，在3號井有一支綜采隊。礦工們三班倒，一個工作面有七八十人。其中旬陽本地人占半數，剩下的是山西本地人和山東人。

劉祥峰說，他們所在的外包隊在留神峪煤礦算是較大的一支，在沁源干了多年。“我們在那兒干活就形成影響力，有這么多年的認可，工人名額多。”他聽主管說，井上井下的工人加起來，算上后勤和雜務，隊里總共有約400人。老孫2024年在留神峪煤礦工作時，與王承儉打過交道。他記得，這支外包隊規模不小，“光二線一個運輸隊就有38個人”。

提起劉平，紅軍鎮的每個人幾乎都能說上幾句。“人挺好的，很多人是沖著劉平才去的。”劉祥森覺得，他與老板知根知底，自己的利益能得到更多保障。

劉平的家位于紅軍鎮鎮上三岔路口的紅軍橋旁，是一棟灰白色的歐式三層別墅，落地窗、雕欄與墻上的紋樣，都與周邊建筑風格不同，門外貼著春聯，但大門緊閉，無人出入。

劉平的鄰居經營著一家挖掘機店，是村里壯年男子中少數未下礦的人。他說，劉平很少回來，最近一段時間也未見其歸家。劉平的三個孩子仍在讀書，沒有隨父親從事煤礦行業。

“各有各掙錢的方法。”這名挖掘機店主說，劉平從小工頭再到包工頭再到四處攬工程，是一點一點起家的。經濟條件“慢慢好起來”的劉平回鄉建了別墅，在西安、河南也有房子。其父母留在村里，平時仍會干些農活。

王承儉是茨坪人，曾是劉祥峰的鄰居，以前在山西的洪洞、臨汾干礦工，“先是做跟班，后來當隊長，最后成了老板”。王承儉在村中的老屋已拆，在安康市買了房。劉祥峰說，王承儉對同鄉比較客氣，見了自己還喊“表叔”。

劉祥峰回憶，2020年的時候，王承儉會給工人們買勞保服、安全帽、鞋、被子，還請工人吃飯。后來有工人喝酒鬧事，這些福利就取消了。但老板從不拖欠工人工資，“掙一分錢一分不少地打到你卡上”。

做包工頭，不只需要人脈與資源，還得交得起押金。老孫當過外包隊的“小工頭”，十幾年前就帶三四十個人承攬礦上的任務。2016年之后，煤礦公司大多成立了項目部，開始加強管理。他解釋，因公司害怕工頭帶的工人活干不下來，或欠下工友的工資，外包隊進入礦區要交押金，金額在數十萬元至上百萬元不等。這筆支出需要包工頭來出。

國家規定煤礦必須為工人繳納保險。但外包工們大多在“暗面”工作，繳保險對礦上來說屬于不必要的額外支出。劉祥森說，此前礦上每月只為工人們買意外險，“其余啥都沒買”。自2026年1月起，他查詢到自己新增了失業保險，每個人扣550元，扣了5個月，“上頭查得嚴，不買不行的”。

井下近10小時的時間里，劉祥峰和工友們都在悶頭趕進度。雖然管理層都是同鄉，但在催進度一事上毫不手軟。主管曾在班前會上強調，保險去年是200多元錢，今年漲到1980元。主管要求礦工們一個月至少上完25至26個班（注：一個班就是一天），“保險漲了，不好好干就下崗”。

礦下外包隊多勞多得，因此，即便管理層并未催促，有些工人也會自發趕工。外包隊雖然希望工人每個月多做幾天，但會限制每次下礦的工作量。劉祥森說，正常情況下工作面采煤按“排”算錢，一排為1.4米，一次輪班最多只讓工人完成4排。其實大家完成4排還有余力，但不允許多采。他猜測，可能是考慮到工人們“干得快質量跟不上”。

在留神峪煤礦，僅劉祥峰所在的外包隊承包的六個工作面中，只有一個是“明面”，其余全是游離在監管外的“暗面”。他說，自己如被要求下“暗面”，也會聽從安排，“只要你讓我干，我就干”。

包工頭們不下礦，他們會安排信任的同鄉做主管，主管下面是隊長，隊長安排具體生產任務。劉平與王承儉帶領的留神峪外包隊，主管姓葉，隊長姓何，均是茨坪同鄉。

葉主管的家在茨坪社區居委會對面。走訪的那天，他家正雇人在院內做門簾，客廳內擺著一臺專業按摩椅，正墻上貼著財神像。葉主管的妻子介紹，自己在家照顧生病的老人，丈夫尚未歸家，“還在那邊配合調查”。

村里另一處地勢較低的地方是何隊長家的灰色三層小樓。屋后就是蜀河，也是村民們的用水來源。院子里的水龍頭壞了，不停地流水。一名健壯的年輕人坐在家門口矮凳上玩手機，對汩汩水流毫不在意。年輕人說，父親仍在沁源配合事故調查，管理層全部被留在當地，“都被限制了”。

何隊長兒子說，村里人此前去干建筑的也多，但這兩年不景氣，很多人轉到礦上。村里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在煤礦務工。他之前在安康本地的工廠做門窗，干了十幾年，后來廠子倒閉了，2020年到沁源投奔父親。在礦上，他不下井，在地面做“下材料”的活，性質類似運輸隊。地面工作一天能掙二三百元，比井下少很多，但安全很多。

從紅軍鎮鎮中心去茨坪，要走一條七八公里長的鄉道。鎮上沒有出租車、公交車，村民們出行主要依靠摩托車。村鎮商店的收銀臺旁貼著摩的師傅們的聯系方式，乘客一個電話，師傅就從家里趕來，談好了價錢跨上摩托車就走。

摩的師傅祝德宏皮膚黝黑，戴一頂紅色安全帽，熟練地穿梭在山路間。

年紀漸長的“頂梁柱”們，大多還想要繼續下礦賺錢，但因有塵肺病，不得不留在村里休養。祝德宏的同齡人里，患塵肺病的不在少數。他自己就是其中之一，早年間在金礦干了十多年，粉塵吸進肺里，現在一干重活就喘。

“就我們這個組（即村民小組），得塵肺病的都有七個了。”他說。他因此不讓兒子下礦，孩子去了武漢打工。他平常肺部不適的時候，就吃點消炎藥，打針挺著。

祝德宏說，因過不了體檢關，他近十年都沒有出去打工，只能在村里跑摩的、送貨。“收入肯定比下礦少多了。在家待一年賺的錢，在礦上只要一個月就能掙回來。”

余雪梅在安康做了10年志愿者，在她的觀察中，外出務工的主力是60后、70后，現在五十多歲，“只要是當年在外地打工的，多多少少都有肺上的問題”。

她介紹，從塵肺病病人的數量來看，在整個安康地區，旬陽市的紅軍鎮、平利縣的廣佛鎮最為典型。

祝德宏說，外包隊里，絕大多數塵肺病病人都得不到賠償。因為他們沒有勞動合同，沒有職業健康檔案，無法證明病是在礦上得的。為此，陜西省2019年發布的《塵肺病防治攻堅行動實施方案》規定，對于無責任主體的塵肺病患者，符合條件的將被納入救助范圍，統籌基本醫保、大病保險、醫療救助三項制度，實施綜合醫療保障，梯次減輕患者負擔。

但最關鍵的還是缺少職業病診斷證明。余雪梅說，只有部分礦工能拿到診斷證明得到政府的專項幫扶，很多人還是只能用農村醫保，這點錢不夠。

祝德宏去年在西安的醫院洗過一次肺，政府補貼了幾千元，他自己掏了四千多元，但感覺效果有限。“把呼吸道里的臟東西洗了，肺上根本洗不干凈。這個病沒辦法根治。”他覺得，唯一能阻止塵肺病病程發展的辦法是不再吸入粉塵，不讓肺發炎，也就是不再下礦。

很多人想過換個行當謀生，但改行并不容易。老孫干了32年煤礦，中間嘗試過干建筑、進磚廠，都做不來，還是“習慣了煤礦”。

無疆說，轉行是礦工們聚在一起時經常議論的話題。這十幾年間，他嘗試進過三次工廠，打算學些技術，但都失敗了。2008年，他曾去過東南沿海地區的一家紙盒廠，普工工資月薪只有一千元出頭；2011年，他又去了南方一家電子廠，一個月三千元，但學技術周期太長，低工資耗不起；2015年，他還去過江蘇學絲網印刷，但學徒只有一兩千元一個月，當了師傅也只有五六千元一個月，堅持不到一年，他又回到了山西煤礦。

在無疆去電子廠學技術的2011年，同鄉們下礦一天賺200元，月收入是流水線工人的兩倍左右。

“礦上累是真累，危險是真危險，但工資相對來說是真可以。”他感嘆，“一旦進了煤礦，適應了煤礦的工資，想改行挺難。”

同行熟人代替拍胸片，或找關系讓體檢站“通融一下”，是塵肺病礦工應付體檢的常用辦法。無疆說，“這些都是違法的，但為了掙錢沒辦法”。在他的觀察中，每個煤礦對體檢的審核嚴格程度不一樣，如果哪里有工人因為塵肺病和礦上打官司，對應礦上的體檢標準就會提高很多。

祝德宏的鄰居54歲，因為孩子要娶媳婦，需要錢蓋房，明知自己有塵肺病，還是下了礦，在留神峪煤礦做二線皮帶工。“他體檢怕不過，就找人替。”祝德宏說，對方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讓他通過了體檢審查，但在這次留神峪礦難中，“把命給送了”。

礦難已經過去一個多月了。劉祥峰說，遇難的鄰居已經安葬，家人們收到了賠償。按照當地風俗，下葬后每七天要去墳上燒一次紙，遺屬們安靜地過去，回來淚流滿面。

礦難發生后，通洲集團停產整頓。許多礦工所在的工作群里都發了一條消息：外包隊員工每人到會計那里領500元路費回家。然后群就解散了。

此后，工人們自發重新建了一個群，把各個礦的人都拉進來。群友們關心著自己被拖欠的工資何去何從。

劉祥森查了自己的社保記錄，從2026年1月開始繳納，剛繳了5個月。他說，現在礦上停產，自己領不到失業保險。社保沒繳夠一年，要想領失業金，需要礦上開一個終止勞動合同，才能到人社局去辦。6月下旬，他收到了拖欠的兩個月工資。但已經在家待了一個月，手停口停，他感到焦慮。萬一家里要有大的開支，經濟周轉不過來，就只能問親戚借，等發了工資再還。

劉祥峰也還在村里。他想著，要賺錢還得下礦。有的礦上說不要外包隊，原先的礦上出了事，一時半會兒也開不了。

這幾日，他心里喜憂參半。二女兒的高考成績已經出了，五百多分，能上二本，志愿是孩子自己選、自己在手機上提交的。以前家里條件差，他沒去上學，不太懂這些，只是著急找份工作，賺些學費。“孩子比我們強一點了，有能力上大學，哪怕貸款也得滿足她。”他手頭上的余錢只夠女兒大學第一年的開銷，剩下的還得再想辦法。

劉祥峰到處托熟人問招不招工，問了銅川的銅廠、附近的木材廠，都沒位置。一名四十歲出頭的同鄉是少數找到活兒的，聯系好了去貴州做礦工，一體檢，肺部拍片有陰影，人家不要了。

最近唯一的工作機會，是去外地撿土豆，撿一袋賺一塊多。但這活兒要每天弓著腰，他常年在礦洞里，腰椎不好，堅持不了。劉祥峰有些茫然，“不知道咋辦，除了下礦，其他活兒都不會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