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巨流河》背后的那段歷史

一、郭松齡叛變的歷史意義

不過話說回頭，這時不論奉系勢力是如何地強大，它終究是個“北洋軍閥”的一支。它上下所搞的還是劉邦、項羽那一套——窮兵黷武、逐鹿中原。誰把鹿捉到了，誰就做皇帝。這個老套套，在“民國時代”就不夠用了。

知父莫若子。張學良總歡喜把他老子與他的上司蔣中正作比。他說前者是“有雄才，無大略”；后者是“有大略，無雄才”。所以他二人是各以短取敗，要各以長相輔就好了。

“雄才”者何？“水滸”英雄，“說唐”好漢也。隋唐之際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大略”者，建國方略，建國大綱，民主專政，農村包圍城市，等等是也。換言之，你得對你自己的政治措施、政治布局有認識，有遠見，有策略也。斯為張老帥之所無。他老帥口口聲聲要“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長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決了，則“以暴易暴”耶？這點他就講不清楚了。講不清楚則不但長江各省武力解決不了，他用武力強占的蘇皖二省，在1925年秋又被南方軍閥孫傳芳等奪回去了——軍閥失之、軍閥得之，于我老百姓何有哉？這就是沒有“大略”的毛病了。

再者，對自己的政治措施無認識，則連自己內部的問題，都無法解決，這樣就爆發了1925年冬的“郭松齡倒戈”的鬧劇。

郭松齡（1882—1925），于民國十四年（1925）11月22日，突然叛奉自立，號稱“國民四軍”或“東北國民軍”。歷時不過一月零一天。雖是曇花一現，而功敗垂成，意義深遠。當時若天如其愿，在東北取張而代之，則其后國民黨的“聯俄”、“容共”、“北伐”、“清黨”一連串的歷史故事，也都不會發生了。今日的中國甚至整個東亞，也不是這個樣子了。“歷史的偶然性”，可不信哉？

郭松齡叛變是怎么回事呢？簡言之，它是奉系內部矛盾的表面化，而奉系內部矛盾又是當時整個中國內部矛盾的一部分。

蓋奉系在20世紀初年張作霖接受招安開始，二十年中他們就建立一個偉大的“神圣羅馬帝國”，在這帝國之內因而也就派系叢生。而派系中矛盾最尖銳的蓋有三大集團。第一是隨張作霖招安而來的“元老派”，包括張作相、張景惠、湯玉麟等人。這元老派原是一群綠林豪杰，略識之無的老粗。當他們覺得他們的帝國之內需要充實一批新人才時，他們便延攬了一批留日歸國的“士官生”——這是當時中國各省區的普遍現象（只有袁世凱的嫡系“北洋六鎮”是個例外。袁不用士官生）。士官生既在地方武力中得勢，奉軍中因而也有一個“士官派”。它在20年代的首領便是楊宇霆（1885——1929）。士官派本依附于元老派，漸漸地它卻掌握了元老派，成為奉系中的當權派。至于奉軍的中下級骨干，則又是“陸軍大學”和它自己“東北講武堂”訓練出來的畢業生。無形中他們也就形成一個強有力的“陸大派”或“講武堂派”。這一派的精神領袖原是該校1919班畢業生張學良；而張學良是“少帥”，是全軍的副統帥，職責繁多，又歡喜聲色狗馬，不常在軍中，因此他們的實際領袖便是出身陸大并曾任講武堂教官的郭松齡了。松齡掌握了“京榆駐軍司令部”，也就掌握了奉軍精銳。

上述三派在奉軍之中不特時為權位而傾軋，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傾向亦大有不同。要言之，則元老派與士官派早已形成一個官僚集團，在位攘權；思想生活也都比較保守，甚或腐化。而講武堂派則比較年輕、篤實，所受當時的潮流——如“十月革命”（1917）和“五四運動”（1919）——的沖擊也很大。他們反對禍國殃民的內戰，同時對元老派的舊軍閥統治，也有反感。其中尤其是郭松齡影響最大。郭的夫人韓淑秀是學風比較新穎而激進的燕京大學畢業生，與馮玉祥的老婆李德全同學，感情甚好，過往亦密。而馮此時已與“第三國際”掛鉤，北與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Lev Mikhailovich Karakhan），南與中山的俄籍顧問鮑羅廷（Mikhail Borodin）都在暗中往還。至于蘇聯對馮氏“國民軍”的彈械支持，和國際共黨在馮軍中的顧問活動，也早已不是秘密。凡此種種，對郭松齡都是新鮮的刺激。尤其是馮玉祥對直的“倒戈”，以及馮軍在“北京政變”后的迅速發展，郭氏顯然也不勝羨慕。他既然深知他在奉軍中所掌握的實力，遠超過一年前馮氏在直系中之所有；他也深信他如揮戈“倒奉”，那真如探囊取物了。倒張之后如再與馮玉祥連成一氣，并得蘇聯之奧援，則華北可大定也。因此郭氏于11月中在日本觀操奉召歸來，席不暇暖，便與馮玉祥訂了七條攻守同盟的密約，隨即于11月22日發出通電，公開反奉了。

二、反奉倒戈必敗的原因

郭松齡的反奉倒戈，其軍中顯然是有文人（如他所特請的林長民、饒漢祥）無策士，不像馮氏倒戈，有個黃郛為他出謀劃策，所以他一出手便鑄下大錯。為著與馮玉祥的“西北國民軍”相呼應，郭把他手下奉軍番號改成“東北國民軍”。馮的“國民軍”那時與共產國際掛鉤是盡人皆知的。郭之叛奉，一開頭就與馮玉祥擺出個沒有必要的搭配；這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郭不要馮的支持，馮也不支持他并乘機渾水摸魚。

那時唯一能左右郭張內戰的是日本的“關東駐屯軍”。日本人本不喜歡奉張父子。但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日本人更怕帶有共產色彩的“國民軍”進入滿洲。日本人終于決定不讓郭軍穿過南滿路，并將他們的“駐屯軍司令部”移入沈陽。這一來，奉天便成為銅墻鐵壁，張老帥也就決定率殘部反攻了。

再者，兵驕必敗。郭氏自信心太大了。兵未發軔，他就要搞個原一、三軍團的嫡系，把那些有心投靠的雜牌地方軍，如熱河的闞朝璽、直隸的李景林，以及其他的吉林軍和黑龍江地方部隊等，均拒于圈外，太阿倒持，化友為敵。

郭君也忽視了，20年代中國的道德觀念的基礎仍是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他所統率的原是張家的父子兵。奉張父子雖“大略”不足，卻各有“雄才”，有禮于士大夫，亦有恩于士卒。他們將帥士卒之間，是有深厚的情感，離間不易，而郭氏懷偏將之才，反而疑忌成性，如今卻要奉“少帥”以伐“老帥”，然其對少帥亦口是而心非。如此司馬昭之心，將士之間亦何嘗不洞若觀火呢？

所以郭氏如早懷異志，欲成大事，則應效法他的小東人搞“西安事變”的干法：出其不意，劫持統帥；然后以三兩天工夫，底定奉天，才是有效的辦法。舍此不圖而稱兵犯上，一經膠著，曠日持久，則叛軍就要鳥獸散了——這就是郭松齡原本克榆關、取錦州，勢如破竹，然終于12月24日兵敗巨流河（沈陽西南），單騎走麥城，而夫妻雙雙被擒伏誅之原委也。治史者走筆至此，有余慨焉！

三、馮玉祥是眾矢之的

郭松齡兵敗身死固然是他夫婦的悲劇，而郭之倒戈對奉張父子也是個致命的打擊。郭在日本觀操，奉老帥之召回國的目的，原是要借重這位猛將西伐馮玉祥，南征孫傳芳的。他的突然叛變把奉張父子這一軍事計劃，完全扭轉了。他的叛變也使奉軍內部的裂痕更為表面化。雖然郭氏死后，張學良曾仿效曹操“官渡之戰”（200—201）焚卷的故事（曹操把自己將士與敵人勾結的信函擄獲之后，未加查閱便全部焚毀，并說：“斯時孤且不保！”），把麾下將士與郭松齡私交的證據全部焚毀，既往不咎，然軍心究非昔比。有的郭氏死黨如參謀長兼炮兵旅長魏益三便拒不歸隊，終率余黨數千人，仍稱“國民四軍”，依附了馮玉祥（見魏氏自述，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215）。

可是盡管郭之對馮頗有敬慕之情，而馮之于郭，則顯乏投桃之報。當12月初郭氏“討奉”戰事正烈之時，馮忽揮戈東向。他不是援郭而是挖郭的墻角，向已宣布“脫離奉系”的直隸督辦李景林大舉進攻，搶奪了直隸省的地盤，并霸占了天津作“出海口”；他也乘闞朝璽鼠首兩端時，突然奪取了熱河。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時馮玉祥的聲勢自然直線上升。東起天津，西迄蘭州，長城內外的草原牧場，盡成馮氏“國民軍”的天下。在北京他驅策段祺瑞，挾天子以令諸侯，也炙手可熱。因此郭松齡死后，奉軍重振旗鼓的第一個對象便是馮玉祥了。（文章來源《段祺瑞政權：民國史軍閥篇》，唐德剛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齊邦媛的一生從東北到關內、西南，又從大陸到臺灣，從巨流河到啞口海，她用波折重重的大半生，見證了一位“大陸人”如何從漂流到落地生根的歷程。

81歲時，齊邦媛開始撰寫《巨流河》，歷時四年將這一切寫出來的動力，并非藏了多少個人的喜與淚，而是那個時代一直放在她的心上，在彼時彼地的臺灣，想著那遙遠的白山黑水，想著那死去的無數數的人，心里回蕩著那首《松花江上》……

她的學生、著名作家簡媜以“一出手，山河震動”來形容此書的份量。因為她的所經歷的絕不僅僅是個人的命運，還有一個民族的命運。

為此，我們誠薦齊邦媛老師這部縱橫百年、橫跨兩岸的著作《巨流河》，曾被譽為“一部反映中國近代苦難的家族記憶史；一部過渡新舊時代沖突的女性奮斗史；一部臺灣文學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紀”。

●不僅是個人活生生的經歷，更是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見證：齊邦媛是赴臺國民黨高官齊世英的女兒，作者以個人最真實的遭遇，透視出現代中國種種不得已的轉折：東北與臺灣——兩個故鄉的劇烈嬗變；知識分子的顛沛流離和他們無時或已的憂患意識；還有女性獻身學術的挫折和勇氣。既是中國現代史的側記，也是一部知識分子的心靈史。

●文筆真摯，感人至深：齊邦媛對我們民族和那段歷史是有獨特的溫情和敬意的。若不經歷風雨和滄海桑田的人世，難有這般筆觸。如錢穆先生所說，我們在看慣民族的傷痛和歷史的陰霾后，依舊要滿懷對歷史的溫情和期許。齊先生做到了。文筆邃密通透、深情至性、字字珠璣，王德威評《巨流河》：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

●斷貨很多次，精裝版上架首發：記錄那個戰火紛飛的時代的書很多，但是能獨特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經歷完整的記錄這場歷時的巨變，還是非常少見的。平裝版豆瓣評分9.1，斷貨多年，本次精裝版由三聯再版，其中過程殊為不易。

戰爭年代生活的殘酷和絕望，血腥與瘋狂，憤怒與傷心，被她用時間蒸餾、升華，用文學的刻刀琢璞成玉，點石成金。其中不只有個人，還有一個民族的命運。識別下圖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規格中含燃燈者系列等獨家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