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銀行柜臺遞過來一個信封。牛皮紙的，邊角磨得發白。
柜員小姑娘看著我，嘴唇動了動，沒說話。
我拆開信封的時候手是抖的。
里面沒有錢，只有一張紙條。
紙條對折了兩次，打開，上面的漢字寫得歪歪扭扭，像小孩子剛學寫字時那樣，一筆一畫，每個字都在發抖。
“老公，下輩子還嫁你。”
我盯著這幾個字看了很久，眼睛花了，字影模糊成一團。
小姑娘站起來，按了一下柜臺下的按鈕。那是警報器。
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干啞得不像自己的：“她人呢？”
01
事情要從三年前說起。
那天晚上十一點多，卡佳的手機響了。
她當時正在廚房洗碗，手上的水沒擦干，在圍裙上蹭了兩下才去接。電話那頭是她哥哥安德烈，聲音很大，隔著屏幕我都能聽見他在說什么。
“媽快不行了，醫生說最多兩個月。”
卡佳站在窗戶邊接電話，身子一直直挺挺的。她掛斷電話后沒動，整個人貼在玻璃上，我看著她的背影，肩膀在發抖。
我走過去，把手搭在她肩上：“怎么了？”
她不說話，只是搖頭。
后來她蹲下來，蹲在墻角，把頭埋在膝蓋里。
我認識她這么多年，沒見過她這個樣子。
她是一個很能扛的人，兒子走的時候她都沒在我面前哭成這樣。
“我媽查出來是癌癥，晚期。”她說這話的時候聲音很輕，像是說給自己聽的。
我問她：“要不要回去看看？”
她沒回答。但我看見她攥著手機的手，指節發白。
那天晚上她一夜沒睡，我半夜醒來好幾次，她都坐在床邊，看著窗外。窗簾沒拉，月光照在她臉上，我看見她眼睛紅紅的，但沒再哭了。
第二天一早，她開始收拾東西。
我問她要不要先查查機票的價格，她說查過了，從北京轉機到海參崴，來回一個人差不多三千多。她問我家里還有多少錢。
我知道家里的情況。
兒子王東東走的那年，白血病，花光了我和她十年的積蓄，還欠了不少外債。
后來這些年，她開了家小俄貨店，賣點從俄羅斯帶過來的巧克力、套娃、化妝品，生意不好不壞，勉強夠過日子。
我跑快遞，一個月三四千塊錢。
銀行卡里剩的錢，連兩千塊都不到。
“我想辦法。”我說。
她看了我一眼，沒說話。
那天下午我去了中介。
那是北京一套老破小，一室一廳，42平。
當年我在北京干裝修時買的，首付是借的，月供還了八年才還清。
后來回老家縣城生活，就把那套房子一直出租，每個月收兩千多租金，算是家里最穩的一筆收入。
中介說能賣260萬左右，行情不好，再放可能要跌。
我沒猶豫：“賣吧。”
中介是個小伙子，挺年輕的，看著我愣了一下：“大哥，這可是在北京的房子，您真賣？”
“真賣。”
簽合同那天，我沒跟任何人說。
直到錢到賬那天，我爸才知道這事。
他那天晚上找上門來，進門沒換鞋，在客廳里站著。我喊他坐，他不坐。
“你把房子賣了？”他問。
“嗯。”
“多少錢？”
“267萬。”
他聽完，一巴掌拍在茶幾上，杯子跳了跳，水灑出來。
“你瘋了啊？”他的聲音很大，脖子上的青筋都暴起來了，“那房子是你和卡佳的養老錢，你就這么賣了？你讓一個外國女人拿那么多錢回去，她要是不回來怎么辦？”
我說：“她不會的。”
“你憑什么說她不會？”我爸冷笑了一聲，“你認識她幾年？十八年？你了解她嗎？你知道她回去會不會就不回來了？”
我說：“卡佳不是那種人。”
我爸看著我，眼睛里全是失望。他沒再說話，轉身走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沙發上，一個人坐到很晚。卡佳從屋里出來，端了杯熱水給我，放在茶幾上。
“你爸說得對，”她說，“這錢太多了。”
我說：“你媽生病，錢就得花。”
她低頭看自己的手，指甲剪得很短，手上全是凍瘡留下的疤。她的手以前很好看，后來開店搬貨，冬天也不戴手套，就成這樣了。
“我回去看看，最多一個月就回來。”她說。
“好。”
“我把那筆錢留著，我媽的醫藥費用不了那么多。”
“你自己看著辦。”
她看著我，笑了一下，嘴角彎彎的。她笑起來眼睛瞇成一條縫，還是當年那個樣子。
02
卡佳走的那天，天很冷。
縣城的車站不大，候車室里沒暖氣，我穿著軍大衣還覺得冷。她穿了一件棗紅色的羽絨服，是她自己從俄貨店里拿的貨，說這個暖和。
車快開了，她站在檢票口，回頭看了我一眼。
“你一個人在家，別老吃方便面。”
“知道了。”
“店里的貨你看著賣，別讓人賒賬。”
她想了想，又說了句：“你要是覺得一個人住著難受，就回你爸媽那住幾天。”
“行。”
車來了，她提著行李箱上了車。走到車門的時候又回頭，朝我擺了擺手，說：“我盡快回來。”
火車開走的時候，她一直趴在窗戶上看我。圍巾被風吹起來，擋住了半張臉。
我站在站臺上，直到火車看不見了才轉身回去。
回到家，客廳空蕩蕩的。她的拖鞋還放在門口，鞋架上有她常穿的那雙棉拖鞋。我彎腰把兩只鞋擺正，然后坐在沙發上，發了會兒呆。
頭一個禮拜，她每天都打電話。
有時是早上，有時是晚上。
她說她媽的狀態比想象中好一些，能吃東西了，還能坐起來說幾句話。
她說安德烈把她接回去，住在他們老家的小鎮上，離海參崴開車兩個鐘頭。
“那邊的醫院行嗎？”我問她。
“還行，起碼有藥。”
“錢夠不夠？”
“夠了，你別擔心。”
她說這話的時候聲音很輕，我總覺得她沒說完，但她不說，我也不問。
第二個禮拜，電話變成兩天一次。
她說她媽開始化療了，反應挺大的，吃不下東西，瘦了很多。
她說她每天在醫院陪著，晚上就睡在走廊的長椅上。
我說怎么不找個旅館，她說旅館貴，能省就省。
“你別省那點錢。”我說。
“省一點是一點。”她說。
第三個禮拜，電話開始斷斷續續。
有時是她打過來，響兩聲就斷了，我再打過去，關機。有時是她微信發一條語音，說手機信號不好，在鄉下。
我給她發了好幾條消息，她第二天才回，說昨天睡太早了。
我開始覺得有點不對勁。
她不是那種不回消息的人。以前在家的時候，我出去跑快遞，她每天中午都會發個消息，問我在哪吃了沒有。那段時間她連消息都不怎么發了。
我給她哥哥安德烈打了個電話。
安德烈的普通話說得不好，磕磕絆絆的。他說卡佳很好，說她媽也好，說不要擔心。我說讓她接電話，他說她在醫院，手機沒帶。
我掛了電話，心里不太踏實。
03
第四個月的時候，電話徹底打不通了。
那天晚上我打了十幾個電話，全是關機。微信語音也沒人接。我給她留言，問她怎么了，是不是出事了。
等了一整夜，沒有任何回復。
第二天上午，我又打。還是關機。
我跑去派出所，說想查查我媳婦的出入境記錄。民警幫我查了，卡佳的護照信息顯示她三年前入境俄羅斯，從那以后沒有任何出境記錄。
“她還在俄羅斯。”民警說。
“那她為什么不接電話？”我問。
民警看了我一眼，沒說話。
回到家，我打開手機，翻出卡佳最后一條語音。她的聲音很疲憊，說：“老公，這邊信號不好，過幾天聯系你。”
那句話是四個禮拜前發的。
我把手機揣進兜里，出門去了她的俄貨店。
店門鎖著，卷簾門拉下來，上面的灰落了一層。我問隔壁賣水果的老張，最近有沒有見過卡佳。老張說沒有，從年前就沒見過。
“那她的店呢？”
“你媳婦自己鎖的，走之前還跟我說了一句，說回來看店。這都幾個月了，還沒回來？”
我沒說話，轉身走了。
回到家，我打開卡佳放東西的那個柜子，翻了一遍。
她的衣服都還在，冬天的羽絨服掛在衣柜里，夏天的衣服疊在抽屜里。
抽屜最底層，壓著一個鐵盒子。
我拿出來，打開。
里面是幾張照片。
有一張是剛結婚那會兒拍的，在北京天安門前，她穿了一件碎花裙子，扎著馬尾，笑得很開心。
還有一張是我們一家三口，在縣城公園里，王東東坐在她腿上，她才幾歲，露出兩顆門牙。
最底下是一封信。
信封上寫著我的名字，是卡佳的筆跡。我沒見過這封信，也不知道她什么時候寫的。
我打開信封，里面只有一頁紙，字寫得密密麻麻，字跡很急。
“老公，如果你看到這封信，我可能已經回不來了。你別怪我，我本來想當面跟你說的，但我怕我說不出口。你別來找我，也別恨我。媽看病花了很多錢，剩下的我都給你留著，存在銀行里，密碼是東東的生日。你回老家去，別在北京那邊漂了。”
我拿著信紙的手在發抖。
她什么時候寫的這封信？
是走之前就寫好了，還是到了那邊才寫的？
她說的“回不來”是什么意思？
我坐在床邊，把信看了三遍。每一遍看，都覺得心口那塊地方堵得慌。
我給我爸打了電話，說了信的事。
我爸沉默了一會兒，說：“我早就說過，她靠不住。”
我沒說話，掛了電話。
04
債主老孫是兩個月后上門的。
他在縣城放貸，認識我很多年了。他坐在店里，翹著二郎腿，嘴里叼著根煙。
“志剛，你老婆那筆錢，應該還在你手里吧？”
“不在。”
“那在哪？”
“給她了。”
老孫把煙掐了，往地上一扔，用腳碾了碾：“志剛，你糊弄我呢？你老婆拿走那么多錢，人沒了，你說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那你說，她去哪了？”
“我不知道。”
老孫看著我，目光冷下來：“我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你那筆債，該還還是得還。本金加利息，一分不能少。”
“我沒錢。”
“你沒錢就賣店。”
“那是我吃飯的東西。”
“那我不管。”
老孫站起來，拍了拍褲腿上并不存在的灰：“我給你一個月的時間，錢到位，什么事沒有。不到位，你自己看著辦。”
他走后，我在店里坐了很久。
五金店不大，二十多個平方，貨架上全是螺絲、釘子、水管、電線。我干這行十幾年了，街坊鄰居都認識，生意還過得去。
我知道老孫說得對，欠債還錢，天經地義。
但我現在真沒錢。
卡佳拿走那290萬后，我只留了不到兩萬塊的生活費。
那筆債是我跟別人借的，加上北京那套房子的錢，全給她了。
我當時沒想那么多，覺得她媽病了，救命要緊。
現在她人沒了，錢也沒了。
我跟我爸求了，他罵了我一頓，最后給了我一萬塊錢。
我媽偷偷塞給我三千，嘴上說：“你爸就那樣，你別跟他生氣。”
我說我不氣。
但我心里難受。不是氣，是慌。
我不知道卡佳在哪，不知道她為什么走了就不回來了。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著，躺在床上，手機放在枕頭邊，屏幕調到最亮，一有消息就趕緊拿起來看。
但每次都不是她。
第五個月的時候，我通過一個朋友認識了一個跑俄羅斯貨運的司機，姓李，老家是遼寧的，常年在海參崴和綏芬河之間跑。
老李聽我說完，想了想說，他有個老鄉在海參崴那邊的醫院當護工，可以幫我打聽打聽。
我等了半個月，老李給我打電話，說他老鄉打聽到了。
“海參崴郊區那邊有個醫院，有個中國女人在那住院，瘦得厲害，但中國人一眼就能看出來。”
“她叫什么？”
“不知道，她不說名字，病歷上的名是化名。”
我心里一驚。
“她什么病？”
老李沉默了一下：“老鄉說，看著像癌癥。”
“還能不能治？”
“不知道，老鄉說半個月前見過一次，后來就沒見了。可能換醫院了，也可能……”
他沒說下去。
我掛了電話，坐在店里，盯著天花板。
我決定自己過去。
05
辦護照花了一個多月。
我沒有護照，當年在北京的時候辦過一次，后來過期了，一直沒再續。去出入境管理處填表、照相、等審批，前前后后跑了四趟。
拿到護照那天，我連夜買了機票。
北京飛海參崴，兩個小時。機票不貴，來回兩千六。
出發前一天晚上，我去了卡佳的俄貨店。
店門還是鎖著，我透過卷簾門的縫隙往里看，里面黑漆漆的，貨架上還有幾盒巧克力沒賣完，落了一層灰。
我站在門口，忽然想起一件事。
卡佳走之前，有一天晚上，她突然問我：“老公，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會怎么辦？”
我當時正在看電視，隨口說：“什么叫不在了？回娘家嗎？”
她笑了一下，沒說話。
我轉過頭看她，她坐在沙發上，手里拿著手機，屏幕亮著，上面是安德烈發給她的照片。她媽躺在病床上，身上插著管子，瘦得只剩下骨頭。
她當時肯定已經知道自己也病了。
但她沒跟我說。
我上了飛機。
飛機上坐我旁邊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帶著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孩子一直在哭。她哄孩子的時候說了幾句俄語，我聽著覺得耳熟。
卡佳剛來中國的時候，說話也是這樣，磕磕絆絆的。
后來她普通話學得比我標準，有時還糾正我的發音。
我閉上眼睛，腦子里全是她。
飛機到達海參崴的時候是當地時間下午三點多。天灰蒙蒙的，下著小雨。
我出了機場，在出口處看到一個中年男人，穿著一件深綠色的棉襖，頭發花白，臉上胡子拉碴的。
是安德烈。
他比照片上看起來老了很多。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走過來，沒說話，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卡佳在哪？”
他沒回答，轉過身，示意我跟他走。
我們上了他的車，一輛破舊的拉達，里面全是煙味。
安德烈開車不說話，我問他卡佳在哪，他還是不說。
我急了：“你倒是說話啊！”
他看了我一眼，說：“先回去。”
“回哪？”
“我家。”
車開了一個多小時，從市區開到鄉下。路不好走，全是泥巴路，兩旁是樹林。
安德烈的家在鎮子邊上，一棟木頭房子，不大，院子堆著一些漁網和木柴。
車停好，他熄了火。
“卡佳在哪？”我又問了一遍。
他下了車，沒回頭，往屋后面走。
我跟上去。
屋后是一片山坡，長滿了野草。坡上有兩座墳，一座新的，一座舊的。
他指著新墳：“卡佳。”
我愣在那，好一會兒沒緩過來。
雨落在我臉上，涼颼颼的。
06
我走過去，蹲下來。
墓碑上刻著名字，俄語的，上面還嵌著一張照片。
是她。
照片上的她穿了一件白色襯衫，頭發扎在腦后，笑得眼睛彎彎的。
我用手摸了摸那張照片，冰涼的，上面沾了雨水。
安德烈站在我身后，他開了口，聲音很低。
“你賣房子那筆錢打過來，她先給了她媽付了兩個月醫療費。后來她自己也不舒服，一直忍著不說。等她媽稍微好一點了，她才去醫院查。一查，胃癌晚期。”
我的眼淚流下來，但我沒出聲。
“醫生說，手術可以做，但她不肯。她說，不想再花錢了。她把剩下的錢分成兩份，一份給了她媽，一份給你留著。存在銀行里。”
我喉嚨發緊，想說話，但說不出。
“她媽兩個月后也走了。她就一個人住在我這，做了幾次化療，人瘦得脫了形。她讓我別告訴你，說你已經夠苦了。”
我跪在墳前，額頭抵在泥土上。
“她臨終那天晚上，讓我寫了一張紙條。她口述的，我一個一個字寫下來。她說，她這輩子最對不起的人就是你，下輩子一定要還給你。”
安德烈從口袋里掏出一個信封，遞給我。
我接過來，打開。
里面是一張紙條，對折了兩次，上面是安德烈的筆跡，漢字寫得歪歪扭扭硬邦邦：“老公，下輩子還嫁你。”
我攥著那張紙條，渾身發抖。
“她走的時候，有沒有說什么？”
“說了。”安德烈說，“她說，讓你別來找她，好好過日子。”
我閉上眼。
她一直是這樣的。
兒子走的時候，她不讓我看見她哭。她媽病危的時候，她一個人抗著，不讓我分擔。她自己也病了，還是一個人扛著，直到扛不動了為止。
她這輩子，什么都自己扛著。
我跪在那，不知道過了多久。
天黑了，雨停了，星星出來了。
安德烈走過來，遞了件大衣給我：“進屋吧，外面冷。”
我沒動，我看著他：“她走后為什么不肯見我？”
安德烈沉默了一會兒。
“她說，她不想讓你看到她瘦成那樣。”他的聲音很輕，“她說，你印象里她一直是年輕時那個樣子，她不想破壞。”
我盯著他，心里堵得說不出話。
“還有，她回來那天晚上，去你家門口站了四十分鐘。”
我愣住了。
“什么時候？”
“她走之前。她說她想見你最后一面，但到門口了，又沒進去。”
“為什么？”
安德烈搖了搖頭：“她說，怕她哭出來，你更難過。”
我腦子里一下子想起那個晚上。
那個我在監控里看到的背影。
那個穿著深色大衣的女人，站在我家門口，沒按門鈴，站了四十秒又走了。
我以為是別人，原來是她。
她回到我身邊，站了四十分鐘，卻沒進那個門。
我咬著牙，眼淚又下來了。
“她這是為什么？”
安德烈不說話。
我知道答案。
她就是這種人。
她這輩子，把所有苦都自己吃了。
07
那天晚上我睡在安德烈家的沙發上。
沙發很舊，彈簧都塌了，睡著不舒服。但我不在意，我翻來覆去，腦子里全是卡佳的事。
凌晨三點多，我從沙發上坐起來，披了件衣服出了門。
外面很冷，風從海那邊吹過來。
我走到山坡上，在卡佳墳前坐下。
四周很安靜，只有風吹樹葉的聲音。
我看著她的墓碑，伸手摸了摸上面的照片。
“你是不是傻？”我對著墓碑說，“你回來干什么？你回來，我照顧你啊。”
沒有回應，只有風聲。
“你以為我會嫌棄你瘦了？我不嫌棄，你什么樣我都認識你。”
“你為什么不讓我知道你生病？”
“你為什么一個人扛著？”
“你回來啊。”
我的聲音越來越小，最后變成哽咽。
安德烈走出來，端了兩杯伏特加，遞給我一杯。
我接過來，一口喝了大半。
“她在這邊，朋友多嗎？”
“不多，”安德烈說，“她嫁給你后，很少回來。這邊的朋友早就斷了。”
“那她一個人在這，怎么過的？”
安德烈沒回答，他喝了一口酒。
我明白了。
她一個人，沒朋友，沒親人，只有生病的媽媽。
她媽走了，她自己也病了。一個人住在安德烈這，每天自己做飯，自己找藥吃。安德烈要出海打魚，白天不在家。她一個人，連說話的人都沒有。
我忽然想起她以前跟我說過的一句話。
她說，嫁給我的時候，她什么都不怕，就怕一個人。
“你一個人在中國那么遠的地方，不怕嗎？”我問她。
她說：“有你啊。”
現在她一個人在海參崴，沒有我。
我喝完了那杯酒，把杯子放在墓碑旁邊。
“我明天帶她回去。”我說。
安德烈看著我：“你決定好了？”
“決定好了。”
安德烈沒再攔我，只是點了點頭。
第二天一早，我去鎮上買了骨灰盒。
盒子的材質一般，不貴。我選了個深色的，覺得卡佳會喜歡。
安德烈幫我把骨灰裝好，我說：“帶我回中國。”
他說好。
我和安德烈去了她媽的墳，在旁邊鞠了個躬。我說：“阿姨，我帶卡佳回去了。你放心，我會讓她入土為安的。”
安德烈翻譯了一遍。
回去的路上，我抱著骨灰盒坐在后排。
卡佳生前162斤，后來生病瘦得只剩不到80斤。
抱在手里，輕得像一捧棉花。
我把它貼在胸口，一路沒放手。
飛機落地北京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我打了車回縣城。
司機是個中年人，一路沒說話。我在后排抱著骨灰盒，看著窗外飛馳過的街景。
我在北京待了很多年，后來回到縣城。
卡佳也是。
她在俄羅斯長大，嫁給我以后，就再也沒有長期回去過。
她媽生病，她回去了。
回去就沒回來。
08
回到家，我媽在門口等著。
她看到我抱著骨灰盒，愣住了。
我站在門廊下，沒說一句話。
我媽看著我，看著我懷里的東西，她問了一句：“是卡佳？”
我沒點頭，也沒搖頭。
只把那封信拿給她看。
我媽打開信紙，念了兩行字，眼淚就掉下來了。
“這孩子，怎么這么傻？”
我蹲下來，把骨灰盒放在地上。
我媽也蹲下來，摸著骨灰盒：“她是不是一直瞞著？”
“為什么不告訴咱們？”
“她說怕我花錢。”
“花錢也是一家人啊，她一個人扛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接話。
我爸從屋里走出來，看著我，又看著那個骨灰盒。
他沒說話，站在門口，手插在口袋里。
我站起來，看著他說了一句：“爸，卡佳不是跑路，她死了。”
我爸的目光越過我，落在地上那個木盒子上。
他的手從口袋里抽出來，嘴唇動了動，說了一句：“病了多久了？”
“查出癌癥很久了。”
“她為什么不早說？”
“她怕拖累我。”
我爸沒說話，轉身進了屋。
我媽對著他的背影吼了一句：“你兒子媳婦沒了，你連句話都不會說？你裝什么啞巴？”
我爸的背影頓了一下，沒回頭，進去了。
我在門外站了半個小時，一直沒進去。
我媽出來拉我，讓我進屋吃飯。
我搖頭：“不想吃。”
第二天，我在老家屋后那片小樹林里，給卡佳立了座墳。
墳不大，用紅磚砌的，挺整齊的。墓碑是找了鎮上的石匠刻的，上面寫著：“愛妻葉卡捷琳娜之墓”。
我把她的骨灰盒放進去，蓋上土。
葬禮只有我和我媽兩個人。
村里的人聽說卡佳回來了，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沒人來問，我也沒說。
我媽在墳前燒了一炷香，念叨了一句：“好好歇著，別再操心你那個男人了。”
我聽見了，鼻子突然一酸。
我媽走后，我一個人坐在墳前。
我回想起卡佳剛來中國那幾年，她中文不好，說句話都有點結巴。
我教她說“吃飯”
“睡覺”
“回家”，她學得很快，隔天就記住了。
有一回，她站在我家門口，指著門牌號說：“這是咱們家。”
“對。”
“我不會走丟的。”
我在墳前坐了一整天。
從早上坐到傍晚，一整天沒吃東西。
我媽端了碗粥來，說：“吃點吧。”
我說：“吃不下。”
“那也得吃。卡佳要是在天上看著你，她也不希望你這樣。”
我端著碗，喝了半碗粥。
心里還是堵。
09
老孫的錢，我用了半年多才還清。
五金店還在，我每天開門做生意，下班回家。
日子一天一天過，好像是回到了卡佳沒走之前，但也不一樣了。
我晚上不太睡得著，偶爾卡佳會來我夢里。
夢里她還在問我：“吃飯了嗎？”
我說：“吃了。”
她還問我：“冷不冷？”
我說：“不冷，你冷嗎？”
我把那張紙條夾在枕頭底下，每天睡覺前拿出來看看。
紙條上的字已經讓我翻來覆去看了很多遍了，邊角都翹起來了。
有一天晚上，我把它拿出來疊好，放進了一個鐵盒子。
我心里說：下輩子，我還娶你。
第二年的清明節，我一個人去了那片小樹林。
天陰著，飄著毛毛雨。
我提著兩瓶酒，一小束花，在她墳前坐下來。
我把酒瓶擰開，倒了一小杯，放在碑前。
“我來看你了。”
沒人應我，只有風吹過楊樹的聲音。
我給自己也倒了一杯，一口氣喝完。
“你那邊過得好不好？要不要我多燒點紙？”
“你在那邊能看見我嗎？”
我低頭看著地上的落葉。
“你要是想我了，就回來一趟。不用進門，站在門口也行。”
“你去年回來過，我知道。”
“你站在門口沒進來，我也知道。”
“你以后想回來就回來，門我不鎖。”
我說完這些，就坐在地上一口一口地喝完了剩下的酒。
走的時候，我在碑前放了一條她以前用的圍巾。
棗紅色的，邊角都洗白了。
卡佳也走了快四年了。
我偶爾還會去那家俄貨店門口站一會兒，卷簾門沒再拉起來過，隔壁的老張說：“那個俄羅斯妹子還會回來嗎？”
我說：“她早就回來了。”
老張沒聽懂：“啊？”
我沒解釋。
她是回來了，只不過換了一種方式。
10
寫這個故事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該怎么開口說卡佳的事。
有一回在街上碰見個熟人，問我：“嫂子呢？”
我說：“去世了。”
對方愣了一下：“什么時候的事？”
“有幾年了。”
“怎么走的？”
“胃癌。”
對方沉默了一會兒，說：“你一個人，不容易。”
我沒說話。
回到家，我打開那個鐵盒子，把里面的東西翻出來一遍一遍地看。
結婚證、兒子的出生證、兒子小時候的照片，還有那張紙條。
我把紙條拿出來看了一遍。
那行字歪歪扭扭的，但很有力。
我把紙條放在枕頭底下，迷迷糊糊地睡了。
那天晚上我夢見卡佳了。
她站在廚房里，圍著那條碎花圍裙，正在切菜。
我喊她，她回過頭，笑了一下。
“你回來啦？飯馬上就好了。”
我說：“你不是走了嗎？”
她說：“我回來給你做頓飯。”
我走過去想抱她，但她退了半步：“別，我身上油煙味重。”
我沒管，一把抱住她。
她身上確實有油煙味，還有洗衣粉的味道，還有一股說不上來的香味。
還是卡佳身上的味道。
我抱著她，她沒掙扎。
“你瘦了。”她說。
“你更瘦。”
“我本來就瘦。”
“不是，你比以前瘦太多了。”
她沒接話，把腦袋靠在我肩上。
“好了，先放開放開，菜要糊了。”
我放開她，她轉過身去翻鍋里的菜。
我站在她身后，看著她忙活。
天還亮著，窗外的光照在廚房里，照在她身上。
我看了很久。
然后她回頭。
“看什么看，去擺碗筷。”
我說好。
我醒過來的時候，天已經亮了。
枕頭上濕了一片。
我坐起來，擦了一把臉，起床做早飯。
粥是我自己熬的，咸菜是我媽腌的，還切了兩個咸鴨蛋。
我一個人坐在桌邊吃。
吃到一半，我停下來，看著對面。
桌對面空空的，放著一副碗筷。
“卡佳，飯菜夠吃，你多吃點。”
從頭到尾，我也沒等到一個回答。
但我對著空碗說了一句：“下輩子，我在原地等你。”
我還把那副碗筷留著。每年清明，我都會放上去。
筷子是新的，碗是她以前最喜歡的那只白色印花碗。
我用那只碗盛飯，放在她遺像前面。
然后坐在旁邊，一邊吃飯一邊和她聊天。
“今天菜不錯，你嘗嘗合不合口味。”
“咸菜我媽腌的，她知道你喜歡吃，今年特意多腌了一壇。”
“今年的楊梅我泡了一缸酒，明年這個時候就能喝了。”
“你要是想喝，我今年倒一杯給你。”
我不需要她回應。
她在我面前的時候，話也不多。
但她都在。
現在，她也在。只不過換了一個地方。
我把那張紙條折好，放進鐵盒子里，壓在柜子最底層。
但我每天都會摸一摸枕頭的邊角，感覺自己還能聞到一點她的味道。
她這輩子舍不得我。
下輩子，她說她還會來。
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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