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給法官成長的機會”，但誰給民企活下去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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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犯了足以搞死企業的錯，不僅不需要受罰，甚至還要受害者感恩戴德地“給機會”，那么法治社會又該向誰，去討要一個“生存的機會”？

撰文 | 傅紅雪

出品 | 新史記Recorder

2025年，一家扎根上海青浦長達22年的高新技術企業——浩亞奇智（上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合同糾紛被浙江某企業起訴。2026年2月，青浦法院一審判決浩亞公司支付113萬元。浩亞不服，案件依法進入二審，并于4月21日開庭。

然而，就在案件已被二審法院接管的5月13日，一審青浦法院的涂法官卻突然跨越權限“大顯神威”，下達裁定，將浩亞公司名下675萬元的財產予以查封、扣押和凍結。

面對這超出判決金額整整6倍的“絕戶式查封”和極其反常的越權管轄，浩亞公司提出復議，卻又由涂法官本人“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地輕易駁回。企業命懸一線，無奈之下正式向上海二分檢提起刑事控告，指控該法官涉嫌民事枉法裁判罪。

最魔幻的轉折發生在6月5日，青浦法院一位自稱涂法官領導的楊姓庭長致電企業負責人，輕描淡寫地承認涂法官的裁定有問題是“疏忽了”，并語重心長地懇請企業：“請給年輕法官一個成長的機會。”

（關聯報道詳見網易號“法治邊角料”）

1、“成長的機會”：最高昂的法治學費

“請給年輕法官一個成長的機會。”

這句聽起來溫情脈脈、寬容大度的求情語，若是放在學校的課堂上，或許是一段佳話；但放在掌握生殺大權的司法公權力語境下，卻透著令人毛骨悚然的冷血。

年輕法官需要成長，這無可厚非。但成長的代價，絕不應是一家合規經營了22年、為地方稅收和就業作出過實實在在貢獻的高新技術企業的“暴斃”。法官的審判席不是駕校的教練車，容不得在民營企業的生死線上把油門當剎車踩。

如果外科醫生在手術臺上切錯了患者的動脈，院長跑出來跟家屬說“請給年輕醫生一個成長的機會，這是個小失誤”，患者家屬能接受嗎？

同理，企業的現金流就是它的主動脈，一刀切斷675萬資金，對于任何一家實體中小企業而言，無異于當場休克。

將公權力的嚴重越界與濫用美化為一句“成長的疏忽”，本質上是對“法治化營商環境”這幾個字的傲慢踐踏。

當庭長試圖用人情世故、長輩包容晚輩的姿態來抹平一場足以摧毀企業的法治災難時，我們看到的是基層法院部分管理者，對權力的敬畏之心蕩然無存。民營企業不是法治巨嬰的“練手NPC”，不該淪為司法人員“積累經驗”的代價和培養皿。

2、小學算術與“跨界執法”：是無知還是無畏？

讓我們跳出庭長勾勒的情緒價值，審視一下這起案件中令人匪夷所思的法律邏輯。即便是一個對法律半知半解的普通人，也能輕易識別出其中的詭異。

其一，驚為天人的算術題：判決113萬，保全675萬。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三令五申，在《關于優化法治環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指導意見》等多個重磅文件中明確強調：“堅決杜絕超標的查封、亂查封，最大限度降低對企業生產經營的不利影響”。

超標的查封不僅是違規的，更是對企業生存權的粗暴剝奪。675萬是113萬的6倍之多，涂法官在簽署這份金額懸殊的保全裁定時，難道真的對數字毫無概念？

如果是算術沒學好，建議回爐重造；如果是別有用心，那這就不是“疏忽”，而是“構陷”。

其二，無視程序的“跨界執法”。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六十一條及第一百六十二條的明文規定，案件一旦進入二審程序（案件報送后），保全裁定應由二審法院作出。

浩亞公司的案子，在4月21日就已經二審開庭了，檔案早已移交，這位一審法官在5月13日究竟是依據什么神仙權限，憑空捏造出一份保全裁定？

對方律師違規向一審遞交申請，一審法官不僅照單全收，還敢在兩天內“高效秒批”，批完之后卻又遲遲不向當事企業送達裁定文書。甚至連本該由上級或其他法官審視的“復議”，也由自己一手包辦駁回。

此等雷厲風行的做派與遮遮掩掩的流程組合在一起，令人不得不懷疑：這背后到底是一時糊涂，還是有著不足為外人道的利益驅動？

3、遠洋捕撈與近海撒網：民企的窒息與哀鳴

浩亞公司負責人的那句嘆息，字字泣血：“我們兩次遭遇外地司法機關的‘遠洋捕撈’疊加‘絕戶式查封’，生存奄奄一息……卻最終沒有逃脫本地青浦法院的‘近海撒網’。”

外部的暗箭沒能將我們徹底擊倒，卻被家里的“保護傘”收網掐斷了最后一口氣。

這是一個極具黑色幽默的中國式營商環境寓言。

近期，“遠洋捕撈”式的跨省逐利執法成為社會公憤的焦點，國家層面甚至頻頻重拳出擊予以嚴厲整治。而民營企業在異地司法干預的夾縫中求生已是不易，本以為歷經萬難退回大本營，在自己扎根納稅的地方能獲得基本的法治庇護。

誰能想到，“外省的刀”剛撤去，“本地的網”就罩了下來。當本地法院揮起大棒，用“超標查封”的絕戶計補上這最致命的一刀時，企業家的心理防線徹底崩潰了。

外地司法機關來“薅羊毛”，尚且能解釋為異地利益驅動的短視；而本地司法機關對轄區內的老牌企業下死手，則暴露出基層司法生態中，某種更為幽暗的土壤。

這不僅僅是一個年輕法官的“業務不精”，更是系統性對民企合法權益極度漠視的縮影。當權力的刀鋒可以毫無阻礙地揮向企業的錢袋子，無論上面出臺多少份《意見》、多少條《指南》，都無法捂熱企業家那顆拔涼的心。

4、逼出來的控告者：法治建設不缺文件，缺懲戒

“既然不能把精力用在生產經營上，那就用余生上訪、控告，為民營企業的生存發展爭取到一個法治化的營商環境！”這是浩亞公司負責人發出的絕望吶喊，也是一份極其慘烈的宣戰書。

當一位曾經滿懷激情、為地方創造財富、提供就業崗位的企業家，被迫脫下西裝，穿上控告者的戰袍，決定用自己的余生和一份荒謬的裁定“死磕”到底時，這是社會的悲哀，更是地方主政者應當反思的恥辱。

企業家的戰場本該在星辰大海的市場里、在科技攻關的實驗室里，而不是在跑法院、進檢察院的申訴信訪大廳里消耗生命。

國家發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門近年來反復強調“把依法平等保護各類經營主體貫徹到各環節”，政策的網織得不可謂不密，高層的決心不可謂不大。

但落實到具體案件中，為什么總是會陷入“雷聲大雨點小”的怪圈？答案就在青浦法院楊庭長那句輕描淡寫的“給個機會”里。

只要權力的越界成本可以被一句“疏忽”掩蓋，只要司法權的濫用不需要付出丟飯碗乃至承擔刑事責任的代價，就永遠會有下一個“敢于下手”的涂法官，也永遠會有下一個被逼上絕路的浩亞公司。

法治，從來不是講人情世故的請客吃飯，更不是和稀泥的鄉愿。對于法官涉嫌枉法裁判的追責，決不能淪為內部自罰三杯的鬧劇，更不應該由受害企業用“身家性命”去倒逼。

據悉，上海二分檢目前已經受理了該案的刑事控告，這是一個令人欣慰的積極信號。公眾期待有關部門能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查清這起“超標保全、越權管轄”案背后的玄機，用一份公正的調查結果，向全社會的民營企業家證明法治的底色。

最后，讓我們再溫習一遍那位庭長的“金句”。年輕法官需要成長，確實沒錯。但成長的第一課，不應是前輩教他如何用“小失誤”來逃避罪責，而是讓他刻骨銘心地明白：法槌之下，皆是人命；裁定之輕，承載著企業的生死。

如果犯了足以搞死企業的錯，不僅不需要受罰，甚至還要受害者感恩戴德地“給機會”，那么，法治社會又該向誰去討要一個“生存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