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的瘋狂：右翼暴亂、自殺與未曾降臨的革命

作者： Tokai Teio

編者：水手

文章來源：5月23日知乎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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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仍有極右派試圖發起政變、暴動，其中的典型就是愛宕山事件與松江騷擾事件，兩起事件共造成14人死亡。

愛宕山事件的起因，是成立于1944年的極右派組織「尊攘同志會」反對投降，主張「徹底抗戰」。他們在8月15日當天企圖實行「暗殺重臣」的計劃，手持日本刀、手槍、手榴彈闖入內務大臣木戶幸一的官邸及其胞弟的住宅，但均告失敗。

由于沒能得到抗戰派軍人——他們幻想中反對投降的日本軍官——的支持，「尊攘同志會」的飯島與志雄一行人選擇固守愛宕山（位于東京都港區）不出。警視廳動員了70名警官包圍愛宕山，勸告其投降，但遭其拒絕，遂于8月22日下午發起突襲。

于是，「尊攘同志會」的12個起事者宣告「事已至此，唯有以死謝不忠之罪」，他們在高呼天皇陛下萬歲后向彼此投擲手榴彈，導致10人被炸死。就在5天后，死者的幾個夫人也來到愛宕山吞槍自盡，使「愛宕山事件」的死者達到了13人。

1945年8月15日當天，聽完玉音放送后參拜札幌護國神社的女學生們。在二戰末期，北海道也是戰意較強的地區之一。

與此同時，發生于島根縣松江市的「松江騷擾事件」則發生在「愛宕山事件」的9天后，事件的主謀者是出身當地的岡崎功。岡崎曾前往偽滿的三井物產奉天分店工作，之后前往東京，于1943年進入立正大學，同時也加入了國家主義團體「勤皇誠結」。這一團體由由五一五事件的相關人員于1939年組建，「誠結」意指天皇與國民的結合。

岡崎功身為極右翼，「國家革新、實現昭和維新」正是他的夢想。1943年戰局惡化之際，他為了將「大東亞圣戰」進行到底，準備發動政變打倒東條英機，但被東京憲兵隊察覺而遭逮捕。

1944年，岡崎功獲釋回到松江。第二年，他從老相識的軍人那里得知日本政府準備投降后，與當地的同志反復商討「一同起義」的事宜。事件的核心人物波多野安彥就是在此時成為了岡崎功的親信，此后直至起事當日，一直與岡崎同進同退。

日本政府宣告投降后不久，島根縣正是全國中軍國主義情緒尤其強烈的地區。島根縣知事在『關于其后民心的特異言行事由』中報告道：「縣民未曾蒙受一次戰災，處于所謂毫發無損的狀態，故未能徹悟戰敗之現實感。所謂『無論如何也不認為輸了』之類的話語，正是如實道出了此間的實情。」對于二戰時的日本平民而言，空襲是最能讓他們直感日本敗北的事情。與被美軍炸成一片廢墟的東京等地相比，遭受空襲較少的島根、鳥取、北海道等地直到二戰末期，依然能保持相當高昂的戰意。

為這種情緒火上澆油的，是日本投降兩天后的8月17日，一架突然飛臨松江市上空的日本海軍飛機撒下了否認日本投降的傳單。

終戰非天皇御意，乃部分反戰分子、親美派之陰謀。吾等將肅清君側之奸，斷然持續抗戰。國民諸君亦應奮起。

收到傳單的岡崎等人堅定了起義的決心，相信軍隊會與他們并肩作戰。然而，當地的軍隊毫無沒有叛亂的跡象。想著撒傳單的海軍飛機來自于米子市的航空隊美保基地，岡崎功趕到了那里，但當地早已人去樓空。岡崎又前去松江憲兵隊，懇求擔任負責人的老相識借一點武器和彈藥，但遭其一口回絕稱：「根本不可能給你」——盡管此人就在幾天前，還與岡崎發誓「時機一到，便共同舉事」。

岡崎功等人的目的地——島根縣政府

事到如今，岡崎功不得不意識到軍隊不足為恃，下決心靠自己的民間同志發動暴動。1945年8月24日凌晨，以岡崎功為首的46名青年男女僅憑月光照耀，聚集在城山護國神社之中。一行人自稱「皇國義勇軍」，準備發起軍國主義暴動。

一行人的隊長岡崎功年僅26歲，包括波多野在內的多數成員都在20歲上下。男性身著卡其色國民服，女性則是一身蒙布工作服配白頭巾。這群人雖說是要暴動，但只有三把日本刀、五根炸藥，以及剛剛從松江中學兵器庫奪來的三八式步槍和刺刀各15把。雖說是有步槍，但他們一發子彈也沒有。

在黑暗的神社院內，岡崎發表了演說：

我們直面死亡的心境，必將成為后世日本復興的基石。成敗利弊非我等所問。唯有一念，愿做日本之棄子，以喚起全民奮起。現在，隨我同行則死即在眼前，離去則生猶可待。若想茍活以重建祖國，不必顧忌我，請即刻歸家侍奉父母。

隊員間傳來了抽泣聲，但沒有一個人離開。根據當時的記錄，岡崎功制定的計劃包括：①暗殺縣知事；②焚燒縣政府；③破壞郵局的電話設施；④襲擊島根新聞社；⑤破壞電力設施；⑥暗殺松江地方檢查廳的檢察長；⑦占領日本放送協會的松江廣播局，播放總起義的檄文。岡崎功將隊員按襲擊目標編成部隊，各「部隊」各自散入凌晨的街道。

波多野安彥首先前往松江市郊的一家火藥店，計劃在此奪取子彈后再趕赴縣政府參與襲擊。然而，就在他磨蹭著尋找火藥店時，縣政府方向已經火光沖天，映照在夜空之中的火光讓松江居民紛紛跑出家門。波多野判斷已經錯失了奪走子彈的時機，于是直接前往最終襲擊地點——松江廣播局。由此可見，這群人說是要以自己的行動喚起國民總暴動，卻連事前踩點工作都沒做好，實屬草臺班子。

另一方面，抱著炸藥闖入郵局的部隊計劃爆破電話設施，導火索卻在中途熄滅，計劃徹底流產。與此同時，岡崎功率領的暗殺知事部隊沖進了知事的宅邸，卻發現知事當時根本不在家。這是因為，由于縣政府提前起火，知事接到報告后已趕往現場。實際上，放火部隊在進入縣政府時就被警察撞見，他們判斷局勢刻不容緩，便早于預定時間放了火，這導致了各暴動部隊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被燒毀的島根縣政府

雖然成功燒毀了縣政府，但放火部隊在撤離途中，與附近的茶店員工不期而遇。這名員工是被縣政府的大火驚動，出來查看情況的。然而，黑暗中突然出現的人影讓部隊成員驚慌失措，其中一人直接用刺刀刺穿了員工的腹部，致其死亡——這就是整場「松江騷擾事件」中唯一的死者。岡崎等46人大鬧一番，最終只造成一名無辜平民死于刀下。

正在此時，襲擊松江地方檢查廳的部隊看到縣政府升起的火焰，認為已經錯過刺殺縣知事的機會，便放棄了原本的計劃。其余部隊則基本按計劃執行了作戰計劃：襲擊電力公司的成員切斷了變電所的輸電電纜，導致全松江市停電長達3個半小時；襲擊島根新聞社的部隊沖進公司內部，將排字房的活字盤掀翻，又破壞了輪轉機，導致『島根新聞』被迫以小型報版式發行至8月31日。隨后，各部隊集結到了暴動的最終目標地點——松江廣播局。

在松江廣播局內部，岡崎功逼迫局長播放「起義決心書」，但局長予以回絕。就在雙方僵持不下時，武裝警察和日軍松江聯隊的士兵趕到，包圍了松江廣播局。正當暴動部隊與鎮壓部隊相互對峙之際，松江警署的特高課長提出了一個妥協方案：「只要岡崎功先生您一人承擔責任，其他成員就當作無事發生予以釋放，這個條件您看如何？」岡崎功打定自殺的決心，接受了特高課長的條件。

就這樣，放棄抵抗的暴動者們被帶到警署。起初只有岡崎功被帶進另一間屋子接受審訊，然而特高課長卻在關鍵時刻推翻了前言。

經研究，決定全員接受審訊并追究刑事責任。這是檢察長的方針。

岡崎雖提出強烈抗議，但對方表示這是既定事實，拒絕更改。就這樣，岡崎功回到在署內待命的同志們中間，掏出懷藏的短刀刺入了自己的腹部，緊接著又刺向頸動脈，當場倒地。據說警察慌忙趕來時，手持日本刀的波多野安彥制止了他們。地上血流成河，岡崎功的“同志”們圍在他身邊號啕大哭。

盡管如此，被緊急送往松江醫院的岡崎功還是保住了一條命。因這一事件，岡崎、波多野等主要成員15人被法院起訴，最終判決為首謀者岡崎功判處無期徒刑，波多野安彥判處10年有期徒刑。

由于新聞管制，有關此事的新聞報道被推遲了一個月，直到9月25日才被報道出來

事實上，由于1947年頒布『日本國憲法』時實行的大赦，岡崎與波多野等人的刑期大幅縮減，服刑的隊員們其實都在1952年時便出獄了。出獄后，波多野安彥先后加入「護國團」、「全愛會議」等極右翼組織，一天到晚「家里舉著一群兇神惡煞的跟班……簡直像黑幫老大一樣」，每逢特定日子就要與日本左翼陣營一番拼殺，直到50歲時金盤洗手，最終繼承家業成了神社宮司。與此同時，岡崎功則在出獄后創建了立正大學淞南高中，致力于在當地灌輸極右翼愛國主義教育，學校每天的晨會從遙拜皇宮開始，接著齊唱『君之代』、朗誦『教育敕語』、升國旗。教室里也懸掛著『教育敕語』，并實行歷史修正主義教育。不過，隨著岡崎功2001年因年事已高而退出校務后，由于繼任校長的親戚認為右翼教育無法吸引生源，他的教育方針人亡政息，淞南高中變回了一所普通的學校。

刺激「松江騷擾事件」爆發的海軍傳單，或許就與1945年8月中旬時的「七生義軍」有關。日本宣告投降時，在東京陸軍軍官學校就讀的部分學生等人主張抵抗到底，他們在東京等地以「七生義軍」、「陸海軍精銳」與「海軍航空隊司令」的名義到處散發傳單，與此同時運用飛機向各地投下傳單。從新瀉縣到長崎縣，都有地方政府報道發現了疑似七生義軍制作的傳單。與此同時，在日本投降后來到東京的地方軍人與極右分子中，也有人在回到家鄉后響應他們的舉動，各地紛紛報告有不穩動向。

他們的檄文稱：

「大御心」、「敕命」并非僅指作為個人的天皇之心。它是自皇祖皇宗以來，萬世一系、連綿紹述、代代承繼下來的精髓，即與祖宗神靈合為一體的大御心。由此大御心發出的意志，才是皇國的‘敕命」。

對于他們來說，接受『波茨坦公告』意味著「遵照天皇的意志毀滅（天皇制）國體」，這是「祖宗神靈與天壤無窮之神敕絕不容許的事情」。因此，「終戰『詔書』無論采取何種『敕命』的形式，絕非『敕命』，亦非發自大御心」，因此全體日本人民必須「即刻奮起，對抗破壞國體的虛妄敕命，直至拜領真敕，唯有一死以突破此大國難」。

「七生義軍」的傳單

與此同時，遭受空襲不多的山陰地區也出現了抗拒戰敗的動向。鳥取縣警察部長在『關于戰后民心的特異動向事由』中報告：「轄區內部無空襲受害，戰意正達頂點之感。因此，未能領會終戰大詔之真意，堅信乃謀略所致之終戰或作戰上之停戰」。此外，鳥取縣氣高郡吉岡村的翼贊壯年團長平井仲藏、翼贊壯年團干部坂口安治、吉岡村公所書記田中等人，試圖向鳥取縣知事及地區司令官提交請愿書，要求他們繼續戰爭。這份請愿書強調道：

若敵國軍隊進駐皇土，國體護持之保全將瀕于危殆，對照敵國國民性，此理甚明。茲于此處，吾等蒼生共盟玉碎，以此慰藉祖宗御神靈與護國之英靈，懇請完遂皇國本來之圣戰目的。

這份請愿書相當完整地反映了戰爭末期，日本社會拒絕投降的理由：①對天皇制根深蒂固的信仰，相信就像國家幾十年教育的一樣，沒有天皇制日本就會亡國；②而且，日本投降后，被戰時日本政府宣傳為「毫無人性、只有動物性」的美軍會如同中國戰場的日軍一樣燒殺搶掠，導致日本亡國滅種。既然美軍即將入駐日本，此時日本人已是必死無疑，既然如此不如為了守護天皇的大義而一億玉碎。

同樣地，遭受空襲不多的長野縣也出現了類似的動向。長野縣政府曾報告稱，立憲養正會（佛教組織）東信聯會支部的干部經協商后，認為「以波茨坦會議宣言為中心投降是不可接受的」，并散發了呼吁抗戰到底的傳單，上書「我等臣民在其忠節上無論如何也無法贊成投降……不可違背御敕語（即天皇的話語）。但諫諍亦是臣民之職責。」

盡管如此，實際發起的暴動只有愛宕山事件與松江騷擾事件兩起，「七生義軍」與鳥取縣、長野縣的極右分子終于是一事未成，就在戰后的日本無聲無息地消失，融入了日帝滅亡后的新生活。

1945年8月15日，聆聽玉音放送的日本人

除了抵抗以外，也有部分右翼分子與軍官因投降而自殺。佐賀縣就報告了共計5件7名（其中未遂1名）的自決事件，其中包括一戶海軍中佐的「全家自殺」事件。這名海軍中佐在自己的遺書中寫道：「拜此大詔，深感奮戰努力尚有不逮，深表歉意。」同在佐賀縣自殺的一名教員的辭世詩中有云：「身心奉獻于天皇，方顯大和男兒本色。」

與此同時，還有一名富山縣的陸軍中佐在「用手槍射殺妻女三名（其中34歲的妻子、4歲長子死亡，10歲長女重傷幸存）后，舉槍自盡」。他在寫給富山縣憲兵隊長的遺書中強調道，戰時日本「沒有必勝的算計就開戰，又在留有余力時投降，可見一部分執政者的投機性與不負責任的計劃。……言論自由被徹底壓制，言論界至今無力無氣。」

在他看來，日本戰敗的原因是「帝國大學缺乏國家觀念、陸軍大學陷入權勢主義且文學化而缺乏武力、海軍大學輕視航空所招致的禍患」。日本在戰敗后，「若要存續，制度改革應為第一要件。至于今日之事態，雖亦可歸咎于明治時期，但以現行體制，絕無希望統合發揮國力與戰力。」因此，「若不強行推行社會主義政策，恐怕道義樂土與國家的復興無望。首先，給群眾飯吃是至關重要的。今日之一日，抵得上將來之一月乃至一年。」盡管如此，他還是拉著全家一起自殺了。這是因為，他作為“大日本帝國”的承載者與子民，在“大日本帝國”因戰敗而滅亡后，不愿意承認敗北后居然能「幸存下來」的日本是自己的祖國，為此不惜自盡。

除此以外，作為日本帝國中心的東京也出現了不少自殺者。1945年8月23日，戰前在日本郵船公司內部內組織愛國主義工會的「明朗會」干部11人，在雨中的皇居前面「遙拜宮城」后，各自用短刀切腹，繼而刺喉自盡。而「明朗會」的會長日比和一則在一一確認所有人自殺后，在最后吞槍自盡。與一般平民畏懼美軍進行種族滅絕不同，對于這些人來說，日本的戰敗也就是他們寄托了眾多理想的日本的終結，此時他們已經找不到繼續活下去的價值。因此，日本的終結，也就是他們自身的終結。

與此同時，8月25日凌晨，極右翼組織「大東塾」的塾長影山莊平與13名成員在暴動與自盡之間選擇了自盡，以此「向天皇謝罪」。一行人在東京代代木練兵場的西側集體自殺，先是12人剖腹，負責介錯的兩人隨后自殺。如上所述，自殺的大多是極右翼分子與下層軍官，真正在領導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軍部高官只占了少數，天皇裕仁本人更是絲毫沒有動過這個念頭，甚至連因戰敗而退位都不愿意。這些戰時日本的領導人中即使有自殺者，也如同東條英機一樣成為了全社會的笑柄。東條自殺時，有人對此評論道：「自決未遂，反落入敵手接受治療，乃武人無上之恥辱。寧可從容就縛，表明正義日本之信念。只留下了膽小鬼的污名」。當時的國民「幾乎盡皆非難攻擊，呈現四面楚歌之狀」。

或許最饒有趣味的是，這個問題最有趣的地方就在題眼上面。上述這些日本極右派分子用最為直接的死亡回避了一個「七生義軍」提出的問題：當作為「現人神」的天皇呼吁國民投降，即讓他們協助天皇制被境外勢力摧毀的進程時，天皇制的臣民是忠于天皇本人還是天皇制？由這個疑問所引發的問題，是戰后日本思想史中相當重大的課題。而且，理解這一課題時，不能用國內許多人處理日美關系史時的一般視角「日本與美國的對立」來解讀。

對于日本的統治者而言，這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正如戰敗后組閣的東久彌宮所言：「圣斷一下，我等臣民舍己歸一，此事實乃我國體之精華。」換言之，服從天皇接受投降，才是天皇制的本意。然而，戰時日本曾強調過上千萬次，國體的精華就在于「戰死」、「玉碎」，「生不受俘虜之辱」就是天皇制的體現；如今的日本政府卻宣布放棄赴死、舍棄想要犧牲的小我，忠于圣斷地茍活下去才是國體精華的體現。而且，所謂的圣斷就是臣民與國家在波茨坦聲明下共同承受「俘虜之辱」。

換言之，戰時的「忠于天皇」就是與美軍血戰；戰后的「忠于天皇」就是向美軍集體喊「Hello」——大江健三郎曾回憶道，當美軍即將到達自己所住的村落時，「在學校的操場上，那個曾經扮演煽動者角色，讓農家少年應征滿洲開拓團志愿者的副校長告訴我們這些孩子，見到吉普車一定要喊『Hello』，甚至為了讓我們能齊聲喊出而進行了練習。」這里的兩種天皇形象以及國體存在著巨大的斷裂，然而包括裕仁天皇本人的整套「天皇制」國家機器卻堅決否認這一點，聲稱二者自始一致。

1946年2月，巡視橫濱的裕仁

因此，加藤典洋在自己的著作『戰敗后論』中高度評價了大岡升平。作為『萊特戰記』的作者，大岡升平在1971年曾因自己曾在戰時成為俘虜，拒絕擔任藝術院會員。他說道：「我的經歷之中，有一個可恥的污點——在戰時成為俘虜。當時國家說『戰斗吧』、『不要當俘虜』。這樣的我成為藝術院的會員，從國家收錢，還出現在天皇面前，豈不羞恥嗎？我做不到。」正如日本學者所說，當戰后經濟高速發展的日本社會正試圖徹底遺忘二戰與戰時的天皇制時，大岡的這番話其實是在拐彎抹角地訓斥裕仁「知恥吧」，提醒裕仁自己昔日的身影。

在日本戰敗之時，在眾多極右翼的法西斯分子之中，只有極個別人選擇了暴動、極少數人選擇了自殺，而大多數人選擇了服從天皇的指示、歡迎美軍的到來，甚至在戰后將自己的目標視作與美國一起將反貢大業進行到底，此事具有極深的意味。

若要繼續忠于「大東亞圣戰」，就等于背叛天皇——這種忠誠與反叛的糾葛，正是戰后日本思想史的起點。在這一點上，白井聰說得極為生動：

此外，還有節目采訪了8月15日之后的戰斗情況。在玉音放送宣布戰斗結束后，仍有一部分人不接受，試圖獨自繼續戰斗。部署在四國的某支部隊，正在進行一項特攻作戰：將炸彈裝在用膠合板制成的小船上，撞擊敵艦使其沉沒。該部隊的干部說「要抵抗到最后一兵一卒」，試圖在8月15日之后繼續戰斗。

為了說服那些士兵停止戰斗，有人進行了勸說。一位從學生出征被分配到這支部隊的大學生中尉，成功說服道：「不要做無謂的犧牲。難道不是應該運用這份力量，為重建新的日本而盡最大努力嗎？這不才是唯一的道路嗎？」特攻作戰因此中止。節目總結道，多虧了有這樣做出卓越勇敢發言的人，許多生命才得以拯救，并且那些人的努力成為了戰后的基石，化作了日本復興與繁榮的力量。

這種講述方式，正是典型的戰后日本歷史的講述方式，但我們必須看到其中缺失的東西。確實，從人道主義觀點來看，阻止了無謂出擊的人是明智的，而想要繼續戰斗的人則可能顯得愚蠢。但是，阻止戰斗的依據是「天皇陛下的命令」。反過來說，在玉音放送播放之前，誰都不能說「停止無意義的戰斗」，日本就是這樣一個國家。

反過來看，繼續戰斗的人，在其不合理的行動中，存在著對天皇制的批判、對天皇制的拒絕。「直到昨天還在說『戰斗到底，一億人玉碎』，突然被命令道『老實投降』，誰會服從？『會無謂地送死』之類的道理簡直荒謬。戰局早已絕望，即便是在昨天為止的戰斗中死去的戰友，他們的死亡也早已毫無意義。對于他們的死，你們要怎么交代？」

這里面存在著對天皇制的反叛。以「天皇陛下的命令」為依據來試圖停止戰斗，是神志清醒的。但同時，這也是對天皇制的進一步屈服。對自己之前的言論負責，就是對天皇制的反叛，但那是瘋狂的。這是一個沒有出口的困境。

這類電視節目的問題在于，通過簡單地贊賞停止了戰斗的人來結束講述，從而巧妙地抹消了天皇制的問題。如此看來，即便「戰后七十年」之際的報道多么熱鬧，仍然可以清楚看到，圍繞那場戰爭的日本人的歷史意識，依舊被諸多禁忌所覆蓋。

更重要的是，能以自己的決心與判斷決定即便舍棄生命也要戰斗到底的人，同樣也才能以自己的決心與判斷決定：即便舍棄生命也要拒絕戰斗。這正是日本投降前夕曾經存在過的革命可能性——如果本土決戰發生的話，日本就很有爆發左翼革命，這是舊日本的統治者極為清楚地意識到的事情。單單看一下在1945年的日本政界反響極大的「近衛上奏文」的內容，以及當時各方對「近衛上奏文」的反響，就會知道他們相信只有盡早結束戰爭才能避免社會主義革命。正如河原宏所說，他們先是「與其革命不如開戰」，開始了大東亞戰爭與太平洋戰爭，隨后又是「與其革命不如投降」，選擇接受波茨坦聲明。當時的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得知廣島被核爆后，竟然稱這是「天佑」，也是出于同樣的理由：通過原子彈的爆炸，日本天皇制國家的統治階級終于找到不得不說服自己盡早投降的理由了。

然而如此一來，隨著日本全國在天皇的玉音放送與親自指揮下放下武裝，本土決戰的可能性也與革命的可能性一起消失了。于是，日本統治階級以自行宣告戰敗的方式完成了對革命可能性的勝利，回避了「每個人最終通過自主的決心和判斷來行動」的局面。此后，以天皇為首的日本統治階級因為恐懼赤化，在戰后的1951年接受了日美安保體制，甚至是裕仁主動向麥克阿瑟要求美軍長期駐留。

1952年的裕仁一家

隨著日本統治階級清醒地接受永久性對美從屬，甚至像在安倍內閣擔任內閣官房參與發外務省事務次官谷內正太郎一樣毫不猶疑而自豪地說出，美國和日本的關系就是「騎士和馬的關系」，根深蒂固地相信「日美關系的連續性就是一切」，這種思考方式也因他們的意識形態機器而滲透到日本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締造出一個相信「只有日美同盟金甌永固，日本才能維持獨立國家的身份」的“想象的”共同體。戰時隨波逐流地相信為天皇而戰的必然性，戰后也隨波逐流地相信屈從于美國的必然性——就這樣，二戰戰時宛如天皇教地教育人民「沒有天皇，日本就會亡國滅種」的「天皇制國體」在戰后得到了徹底的重構，變成了「沒有美國的保護，日本就會亡國滅種」的日美共謀的新國體。

正如在戰前日本社會中，對天皇的崇拜被「自然化」一樣，戰后通過對生活方式整體的美國化，對美從屬的心理也已經在日常生活中被「自然化」。在這一點上，恰如恒木健太郎所言：

對美從屬在某種意義上是不存在的。因為，那只能在諸種現實背后的抽象中才能被發現。在日常視線看來，現代日本面臨的諸多問題都是零散的現象，只需分別采取個別的對策和改善即可。對于這種視線而言，高聲談論對美從屬問題的人顯得像是「異常的陰謀論者」，而將對美從屬視為貫穿諸種問題的矛盾核心的人，則將停留在日常視線維度的人視為「做白日夢的可憐家伙」。

當日本社會的大多數人將對美從屬視作一種絕對的「氛圍」，將控訴這一點的人視作不懂氣氛的陰謀論者時，他們的這種觀點也絕非經過自己深思熟慮后的產物，而只是一種缺乏主體性的從眾思考。

回到日本投降當時，1945年8月時正在獄中的荒正人曾說道：「我幻想著，美軍進攻東京之時，以熱愛日本的國民為基礎，會組成廣大的『人民戰線』……在長野縣一帶，會出現『日本人民共和國』……我也推測，激烈的內戰發生時，將分裂出兩類人，一類是聚集在『日本人民共和國』的支持共主義的人，另一類便是與美國妥協的人。」

在1945年8月15日的那一天，日本軍隊聽從「玉音放送」而放下武器的同時，日本人民在歷史上第一次發起「革命」，通過自己的意志與行動終止這場法西斯主義戰爭的可能性也消失在歷史之中。取而代之的是，他們毫無抵抗地按照天皇的要求，接受了美軍賜予的自由主義與日美同盟，并將此國體「護持」至今。難道不能說，這種隨波逐流、缺乏主體性、拒絕憑自我意志斗爭到底的姿態，就是今天日本社會的現狀——將對美從屬視作自然之物、相信越親美反華，越能獨立自主——的母體嗎？

參考文獻：

『「右翼」の戦後史』（安田浩一）

『流言·投書の太平洋戦爭』（川島高峰）

『講座派的問題設定の特徴と課題について ――『國體論』に対する恒木健太郎氏の議論に寄せて――』（白井聡）

『永続敗戦論』（白井聡）

『戦後政治を終わらせる～永続敗戦の、その先へ』（白井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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