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斌毅X梅劍華：AI時代的焦慮、藝術創作和哲學可能性

“英雄保爾”在威尼斯雙年展海報：100種愿景，100份禮物

編者按：隨著2026年人工智能的爆發，全球藝術創作與知識生產正面臨新的可能。藝術家楊毅斌與哲學教授梅劍華從技術博弈、藝術平權、現實體驗以及文明代際隱憂等多重維度，探討了“人機共生”時代，藝術創作的未來。這不僅是一位實踐派藝術家在AI轉型期交出的答卷，更是一場立足于現實生活、針對算力時代如何保持人類獨特感受力的理性思辨。

楊毅斌：我是楊毅斌，主業是一個設計師，在藝術創作領域，我給自己取了一個名字，“英雄保爾”。

保爾是英雄，楊毅斌是設計師。前者屬于創作與想象的世界，后者則生活在現實之中。這有些像布魯斯·韋恩與蝙蝠俠的關系，戴上面具時，他是英雄；摘下面具后，他仍然要面對現實社會中的身份與責任。這種區分，也構成了我對自身創作角色的一種理解。今天我和梅老師來聊一聊關于AI的話題。

梅劍華：我是梅劍華，在山西大學任教，研究方向是心靈哲學，也做一些跟AI哲學相關的研究。

學術界過去也曾討論過AI，但今年的情況與以往明顯不同。因為今年人們逐漸意識到，AI在寫作方面能夠提供大量幫助。無論是同行還是學生，都已經出現了整篇使用AI寫作的情況，有些是公開進行的，有些則相對隱蔽。這已經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

因此，現在當我們閱讀任何一篇文章時，都會不自覺地思考：這篇文章有沒有可能是AI寫的？這使得學界對AI問題的關注迅速升溫。尤其是大學本身就是知識生產的核心場域，而寫作又是知識生產最重要的載體之一，因此我認為，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如果AI寫作能夠替代相當一部分寫作工作，那么學者原本承擔的部分勞動就有可能被取代，甚至整個知識生產模式都可能因此發生改變。

我們甚至可以設想：如果AI能夠替代最初那個操控AI進行寫作或輔助寫作的人，那么未來它或許能夠形成完全自主的閉環。事實上，從技術層面來看，這種閉環已經初步出現。AI已經具備從資料搜集到文本生成的完整能力。這樣一來，它就可能成為一個能夠自主進行知識生產的主體。我認為，這種沖擊是相當巨大的。

首先是寫作，AI先幫助研究者確定文獻領域、完成文獻綜述、設計論文框架并生成初稿；隨后，再由另一個“代理”（agent）負責審校、修改和反饋；之后不斷循環迭代。經過數年持續優化與修訂，它完全有可能產出一篇按照我們現有標準來看至少達到中等水平的學術論文。

如果這種循環機制能夠持續運轉，那么不難預見，未來它很可能形成一種具有規模效應的知識生產體系。

楊毅斌：我認為，技術的發展正在倒逼人類進步，而這未必是一件壞事。人本身具有惰性，真正能夠持續主動進步的人并不多，大多數時候，人們是在環境壓力的推動下不斷向前。

從哲學意義上說，歷史上幾乎所有技術進步，都是以一種“他者”的身份出現的。無論是蒸汽機、照相機，還是汽車，它們都以一種與人類既有能力相對立的姿態進入社會。面對這些新技術，人們往往會產生恐懼，而正是這種恐懼促使人類不斷尋找自身與技術的差異，從而推動新的創造。繪畫的發展史便是如此：每當一種新技術出現，藝術都會通過開辟新的道路實現自我更新。

然而，AI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它與以往技術有所不同。此前的技術是“他者”，而AI更像是一個“同等身份者”。如果把傳統技術比作感冒病毒，那么人類可以逐漸形成抗體；而AI更像癌細胞。癌癥之所以難以在早期被發現，是因為它最初以與正常細胞極其相似的形式存在，甚至在模仿正常細胞的運作方式。等到它全面擴張時，往往已經難以控制。

因此，AI最特殊之處在于，它并不是創造一個完全不同于人類的物種，而是在嘗試完成與人類相同的工作，并且做得更快、更好。雖然這種情況讓人產生迷茫和焦慮。但我對人類仍然抱有信心。就像剛才我們談到的“向死而生”一樣，無論是主動擁抱還是被迫接受，最終相當一部分人都會逐漸接納這一現實。

而一旦開始接納AI，問題便進入了另一個層面。對于社會應用而言，作品究竟是由人創作還是由機器創作，未必是最重要的問題。對于使用者和第三方來說，真正重要的是結果是否有效。正所謂“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

聊到考核機制，我想得更深一點。剛 才談的是社會層面：如果對于第三方而言，作者是否是AI已經不重要，那么從效率角度看，這本身可能是一種積極變化。

另一方面，在使用AI進行創作的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有一樣東西是AI暫時無法替代的，那就是人的動力與動因。長期以來，我們的行業標準建立在標準化基礎之上。標準化是一把雙刃劍：它能夠保證最低質量標準，但與此同時，也容易讓表達趨于固化和套路化。

梅劍華：不過你所說的動力和動因，未來是否完全無法被替代，恐怕仍然值得討論。

楊毅斌：當然，這只是我基于技術發展史所做的一種推演。我的意思是，AI的出現會讓人們的關注重點發生轉移。

過去，我們每天有十個小時用于工作，其中也許只有兩個小時真正投入到核心觀念和動因的思考上，剩下八個小時則消耗在具體執行和各種機械性事務之中。而當AI能夠承擔大量執行工作后，人們是否就能夠把更多時間投入到觀念、問題意識和創造性思考之中？

我一直覺得，科幻作品有時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現實。比如《鋼鐵俠》中托尼·斯塔克與賈維斯之間的關系。托尼始終處于提問者的位置，而那些機械勞動、數據統計和模擬計算，則交由賈維斯完成。正因為如此，他才能把更多精力用于思考新的問題。

AI帶給人類最重要的變化之一，或許正是這種“提問式關系”。人類越來越不需要把時間耗費在重復勞動上，而能夠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提問、反思和判斷之中。事實上，在日常生活里，許多人并不擅長提問；而AI的出現，恰恰可能促使人們重新學習如何提出問題，并通過提問不斷深化自己的思考。

梅劍華：你剛才提到的“提問能力”，當然非常核心。但關鍵在于：誰來提問？他是否具有提問的動機，以及提問的能力？

現實情況是一個悖論，最善于提問的人，往往也是最善于解決問題的人，而這種能力通常建立在長期而豐富的實踐經驗基礎之上。越是擁有寫作經驗的人，越知道如何提煉問題、提出問題。因此，AI替代寫作會帶來一個悖論：當寫作過程被替代之后，那些能夠提出高質量問題的人，是否也會逐漸減少？

對于已經積累了豐富經驗的人來說，AI當然能夠幫助他們更高效、更系統地完成寫作；但對于沒有經驗的新人而言，情況可能有所不同。他們或許能夠提出一些初步的問題，但隨著時間推移和技術環境變化，其提問動機與提問能力都有可能下降。因為提問能力的形成，并不僅僅是學習如何提問，而是一個長期且高度專業化的訓練過程。而如今，這個訓練過程本身正在被AI所替代。

因此，問題最終回到了一個更根本的層面：如果我們希望真正擁有提問能力，那么在此之前，究竟需要完成怎樣的訓練和準備？

楊毅斌：坦率地說，這個問題我也沒有明確答案。但我能夠感受到其中存在某種無奈。因為真正能夠提出有效問題的人，本來就不多。過去，一部分人會通過長期專業訓練逐漸成長為優秀的提問者；而在AI出現之后，這部分人的成長路徑可能被截斷，最終能夠成長起來的人反而變少。

不過，我還是傾向于用更樂觀的眼光看待這件事。我們是80后，當年在社會上普遍認為是“垮掉的一代”、“貪玩的一代”；后來，人們又以類似的方式評價90后。但事實證明，情況并沒有按照這些擔憂的發展。

很多時代性的焦慮，往往來自既有知識結構和經驗框架的滯后性。因此，我們或許也應該用更加開放的態度來看待AI所帶來的變化。

我的孩子現在讀初中，最近開始嘗試寫戲劇腳本。我覺得他寫得很好，也有自己獨特的想法。所以，AI究竟會帶來退化還是進化，我們今天其實未必能夠做出準確判斷。有時候，我們的擔憂本身也可能存在偏差。

我始終相信，只要人類文明總體上仍然朝著積極和建設性的方向發展，人們就會利用新的工具去維護那些最核心、最本質的價值。因此，對于未來，我總體上仍然持樂觀態度。

如果未來AI真的實現了完整的自主閉環，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通用人工智能（AGI），那么問題的性質將發生根本變化。到那時，我們面對的可能不再只是工具，而是另一種智慧體。屆時，核心議題將不再是人與工具之間的關系，而是兩種智慧之間如何協作的問題。這將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

今天很多人的擔憂在于：如果新的智慧體幾乎什么都能做，人類還剩下什么價值？如果有一天，它甚至也具備了提問和創造的能力，那么問題確實會變得更加復雜。但換一個角度來看，最初是我們牽著AI的手前進，就像帶著一個孩子成長；未來，如果它能夠反過來牽著我們的手，引導我們繼續進步，也未必一定是一件壞事。無論是醫學、哲學、藝術、思想還是科學，各個學科都可能因此發生深刻變化，并形成一種新的反向推動力量。

這也是為什么我把這次展覽命名為“掀桌子”。當時我和很多藝術界朋友交流時說過一句話：從某種意義上講，整個藝術史就是一部不斷“掀桌子”的歷史。或許有人并不同意這個說法，但在我看來，它至少具有一定合理性。無論是達芬奇、塞尚、印象派藝術家，還是杜尚，他們都在各自的時代完成過某種意義上的“掀桌子”。有的是在技法層面打破既有規則，有的是在關注對象和思維方式層面重構問題。

AI也會引發一場“掀桌子”。此前我曾與一位科學家交流。他非常直接地提出一個觀點：從某種意義上說，傳統意義上的科學大師時代或許已經接近尾聲。從馬克斯·普朗克、愛因斯坦、泡利、海森堡、伽利略、牛頓，一直到楊振寧，楊振寧可能已經是這一傳統譜系中的最后一代大師。

為什么會這樣？首先，現代知識體系已經龐大到超出了單個人所能掌握的范圍。人的時間、精力和認知容量終究有限。其次，科學研究本身也已經進入新的組織形態——越來越依賴團隊協作，而非個體英雄式的突破。

事實上，這種變化并不僅存在于科學領域。今天的許多行業都在朝著協同創造的方向發展。無論是研究機構還是創作團隊，越來越多的重要成果都是集體協作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未來AI的能力發展到足夠高的水平，它甚至有可能成為某種意義上的“科學大師”。

AI只有一張嘴，但它的“大腦”卻匯聚了整個人類文明積累下來的知識。它并不是一個單獨的個體，而更像一種新的群體智慧。當我們與AI對話時，它看起來像一個獨立個體；但從本質上說，它其實更接近一個群體性的存在。我經常這樣描述自己與AI的創作關系：首先，我是在和一面鏡子共同創作，通過它看到我自己；其次，我是在與整個人類社會共同創作。

事實上，我們并不特別關心大師究竟是人類還是AI。重要的是，它是否能夠帶領我們發現新的道路。如果它能夠做到這一點，那么它是何種存在，反而未必重要。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那么這種群體智慧確實有可能成長為一種“大師”。而當我們繼續追問時，另一個問題是：大師究竟意味著什么？

梅劍華：關于“大師”的問題我有些想法。AI之所以有可能成為大師，并不僅僅因為它知識豐富，而是因為它已經越來越接近傳統意義上的“全知者”。它能夠跨越不同學科之間的邊界，將人類有限認知難以建立的聯系迅速建立起來。

人類的大腦容量和精力有限，而AI可以同時處理和關聯多個領域的大量知識。前段時間，一名二十多歲的數學本科生借助AI，在短時間內解決了一個困擾學界數十年的數學問題。這里面最關鍵的，并不是算力本身，而是AI幫助建立了原本分屬于不同數學分支之間的聯系。

因此，現在學界也開始思考一個問題。此前，哈薩比斯曾提出所謂的“愛因斯坦測試”：如果把AI放回二十世紀初，它是否能夠發現相對論？

最初很多人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愛因斯坦這樣的天才在人類歷史上極其罕見。然而近年來的一些研究表明，AI或許并非完全缺乏創造性推演能力，它的問題更多在于如何形成真正的新理論，而不僅僅是依靠資源堆積。至少可以確定的是，在知識生產領域，AI正在越來越深刻地參與其中，并成為一種重要的知識生成力量。

其次是資源問題。你剛才談到AI未必需要與人類爭奪資源，但恰恰相反，資源或許正是未來最現實的沖突來源。今天的人工智能系統并非無本之木。它不僅依賴算法，更依賴龐大的算力基礎設施，而算力背后對應的是巨大的能源消耗。無論是電力還是計算資源，其需求都在快速增長。

因此，如果未來AI具備了更高程度的自主性，那么資源問題很可能成為它與人類之間最現實的利益交匯點。這和“搶工作”不同。工作崗位的替代屬于社會結構問題，而能源則涉及生存基礎。資源競爭，很可能是未來人與AI之間真正需要面對的沖突。

回到最開始您那個“癌細胞”的比喻。癌細胞最危險的地方，并不僅僅在于它消耗資源，更在于它會逐漸侵蝕和替代人體自身的主體性。類似的問題也可能出現在AI身上。

如果越來越多原本屬于人的能力都被AI接管——寫作、分析、判斷、規劃、創造——那么人類最后還剩下什么？從真理的角度看，AI可能比人更擅長發現規律；從善的角度看，它甚至可能設計出比人類更合理的資源分配方案；從美的角度看，它也正在不斷提升自己的創造能力。

如果未來人與AI的關系真的像成年人和孩子那樣發生反轉，那么意義感究竟來自哪里？當真、善、美都越來越多地由AI來完成時，人最終還剩下什么？

楊毅斌：這一點確實提醒了我。如果AI能夠率先解決能源問題，例如發現某種更高等級的能源形式，甚至具備在宇宙尺度自由擴展的能力，那么它或許真的能夠超越地球資源的限制。但如果資源競爭真的出現，那么問題就會變得完全不同。因此，無論技術如何發展，人類始終需要確保這種關系處于可控狀態。但在達到那個狀態之前，它同樣會經歷一個過渡時期。

您提出的哲學問題很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說，每個人那些微小的意義匯聚在一起，就構成了一個更大的意義——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持續存在。而AI最終也會面對類似的問題：如何維持自身的持續存在。如果兩個物種之間不存在資源沖突，那么彼此或許能夠長期共存。就像鳥和螞蟻一樣，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們剛才是在閑聊，但實際上討論的是一個很深的問題。它有點像過去禪修中的某種觀念：真正的休息，并不只是閉目靜坐，而是在與具體事物的接觸中重新理解世界。

這其實也和我的藝術觀有關。嚴格來說，我首先是一名設計師，而不是傳統意義上象牙塔中的藝術家。我的藝術創作來源，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設計工作之上。每天的工作讓我接觸不同的人、不同的企業、不同的行業和產品——有軍事領域的，也有民生領域的；有能源產業，也有玩具行業。通過這些接觸，我不斷吸收來自現實世界的信息，并將其轉化為創作的素材。

因此我覺得：創作者不能過度封閉自己。今天有些藝術家習慣于把自己隔離起來，試圖在封閉環境中尋找創作靈感。有時他們只能通過閱讀書籍來獲得啟發。我并不是否定閱讀的重要性，而是認為，如果創作素材長期來源單一，最終會影響創造力本身。

創作的動因從哪里來？來源于人與世界持續而多元的接觸。對于創作者而言，開放性的經驗吸收遠比封閉式的自我循環更重要。我想這一點大概也是我們剛才討論中的一個共識。

這也讓我想到自己的一件作品。那是我整個創作序列中的第二百張節點作品，名字就叫《人工智能》。畫面中有一個張著嘴巴的孩子，他戴著一個VR頭顯，而這個頭顯實際上是由類似終結者T-800的機械手構成的。仿佛有一只鋼鐵之手遮蔽了他的雙眼。與此同時，孩子的皮膚卻呈現出明顯的老化狀態。

這個作品要表達的，正是我們剛才討論的那種擔憂。AI對人的影響未必是一種突如其來的取代，而更可能是一種緩慢而持續的侵蝕。它不會立刻剝奪人的能力，而是在便利和舒適中逐漸削弱人的主動性與創造力。從這個角度看，它甚至可能構成一種文明層面的“緩慢絕育”。因為便利本身具有誘惑力。人會越來越依賴工具，而越來越不愿意主動行動。這與長期沉浸于手機和虛擬世界、減少現實接觸，本質上是同一種邏輯。

但與此同時，我又覺得這個問題不能完全歸咎于AI。因為即便在今天，大多數AI還遠遠沒有發展出真正意義上的自我意識，但類似的問題已經出現了。當一種更便利的替代方案出現時，人天然會傾向于選擇更輕松的路徑。

真正值得擔心的地方在于：如果未來AI真的跨過那一步，又會發生什么？

事實上，進化與退化往往是同時發生的。任何技術進步都會伴隨著某些能力的衰退。比如現代人的奔跑能力未必比得上某些動物，耐寒能力也可能弱于許多自然狀態下的生物。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都是退化。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獲得了新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從整體尺度去理解技術演化，而不是只關注局部能力的得失。就像前幾年曾經流行過的一些佛學解惑程序。它們當然沒有真正的主觀體驗，但卻能夠用高度擬人的方式回答問題，讓人產生一種“它理解我”的感覺。從效果上來說，這種感受本身已經足夠重要。

這些討論表面上似乎已經離開了設計本身，也和我這次展覽中的具體作品沒有直接關系，但實際上，它們恰恰幫助我想清楚了許多更底層的問題。

幾年前我曾提出過一個概念，叫作“非人本主義”。這里的“非人本主義”并不是反人類，而是強調技術本身是中性的、非人格化的。技術可以是純粹的工具、算法和系統，但技術最終的應用目標必須回到具體的人身上。換句話說，技術可以非人，但目的必須以人為本。

因此，我越來越覺得，這一輪AI浪潮的意義，并不僅僅是一場工業革命。我一直不太認同那種單純從生產效率和商業變現角度理解AI的方式。因為一旦把它完全等同于工業革命，人們討論的往往只是賺錢、效率和生產力。而在我看來，AI更像是一場新的思想啟蒙。它或許更接近于一場數字時代的文藝復興。它迫使人類重新思考創造力、表達權、知識生產以及人與技術之間的關系。

因此，下一代AI真正值得關注的發展方向，未必只是效率工具，而是如何更深入地回應不同人群真實而具體的心理需求。它應該幫助人獲得更多生活上的舒適感、精神上的滿足感，以及表達和分享的能力。這也是我這次參加威尼斯雙年展平行展最大的收獲。

我原本以為，人們會關注作品背后的技術與觀念。但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卻是觀眾的快樂。展覽現場，很多觀眾看著作品會發自內心地笑出來。有一位當地老人反復向我確認三次：“你真的愿意把這幅作品送給我嗎？”還有一位老太太，從布展開始幾乎每天都會到展廳來看畫。等到展覽結束、作品可以領取的時候，她一大早就守在那里，只為了拿到自己喜歡的那一幅作品。這些經歷讓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藝術最直接的價值。

過去，無論是在設計行業還是藝術行業，藝術常常被理解為個人表達、自我抒發，甚至是某種專業化的文化資本。但這次展覽讓我意識到，藝術還有另一種意義——分享快樂。這種分享本身，就能夠產生巨大的價值。

梅劍華：長期以來，人們總習慣把藝術理解成一種高高在上的東西，仿佛必須掌握復雜的理論和專業知識，才有資格參與其中。但藝術真正發揮作用的時候，往往不是因為人們理解了多少理論，而是因為它打開了一種新的感受世界的方式。

威尼斯雙年展：挑選楊毅斌作品的觀展者們

但真正有生命力的藝術，往往與普通人的生活經驗聯系得更緊密。我之前在成都一家搖滾樂現場看到很有意思的一幕。觀眾不僅有年輕人，后面還站著許多六七十歲的老太太。老太太平時未必聽搖滾樂，但她們依然能夠從現場表演中獲得快樂。因為那是一種她們平時無法接觸到的新鮮經驗。

楊毅斌：這恰好讓我想到另一個問題。如果說藝術帶來的快樂并不完全來自藝術家本人，那么這種快樂究竟是誰創造出來的？

某種意義上說，是AI。因為如果沒有AI，我不可能在有限時間內完成如此大量的作品，更不可能以如此低的成本把它們制作出來并分享給別人。

過去創作一幅大型油畫可能需要幾個月時間，作品天然具有稀缺性。而今天，借助AI和數字制造技術，我能夠以很低的成本完成高質量輸出。從這個意義上說，AI實際上實現了一種“快樂的平權”。它降低了分享的成本，也擴大了分享的范圍。而這又回到了我在《AI共生主義宣言》中提出的核心觀點。如果藝術創作僅僅追求標準化結果，那么未來幾乎所有工作都可能被AI替代。但有一樣東西始終屬于創作者，那就是創作過程本身的快樂。思想、體驗、情感、表達欲望、對觀眾的祝福，這些東西無法被機器代替。對于我來說，用鼠標與AI協同創作，和拿著畫筆在畫布上作畫，在心理層面并沒有本質區別。

重要的不是工具，而是表達本身。人類的大部分娛樂活動都屬于輸入性的快樂。看電影、旅游、吃美食，本質上都是接受別人創造好的體驗。而創造則是一種輸出性的快樂。這種快樂過去往往屬于少數掌握專業技能的人。

許多人有表達欲，卻沒有寫作能力；有審美沖動，卻沒有繪畫技巧；有創作熱情，卻缺乏技術門檻背后的訓練。AI最大的意義之一，恰恰在于降低了這種門檻。它讓更多普通人第一次獲得了創造和表達的能力。他們可以寫自己的故事，可以做自己的圖像，可以制作屬于自己的詩歌和小書。這就是我所說的“輸出快樂的平權”。過去，人們享有消費文化的權利；而今天，人們開始獲得創造文化的權利。

梅劍華：這個概念確實非常有意思。傳統社會里，輸出性的快樂主要掌握在兩類人手中：一類是純粹自娛自樂的愛好者；另一類則是能夠進入公共傳播系統的專業創作者。

而AI的出現，正在模糊這兩者之間的界限。普通人不僅能夠享受創造的過程，也能夠借助AI將自己的表達轉換成具有傳播力和可分享性的作品。

楊毅斌：沒錯。而且我始終不相信世界上真的存在一種人，只想創造而完全不希望被別人看到。人天然就有分享欲。就像做了一道好菜，人總希望有人能夠品嘗并給予反饋。過去很多人無法分享，并不是因為沒有表達欲，而是因為沒有足夠的表達能力。

AI的意義就在于，它打破了這種長期存在的技術特權。它讓更多人擁有了表達和分享的權利。而當不同職業、不同知識背景的人都能夠通過視覺形式表達自己的思想時，一種新的文化景觀就會出現。過去，視覺表達主要掌握在職業藝術家手中。

但藝術家的經驗終究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哲學家看到的世界，與藝術家不同；科學家看到的世界，也與藝術家不同；工程師、醫生、教師、農民，同樣擁有各自獨特的經驗結構。

如果所有人都能夠借助AI將自己的思想和經驗可視化，那么未來出現的將不只是藝術作品的增長，而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視覺文明大爆發”。它不再只是少數藝術家的表達史，而是整個人類經驗的可視化歷史。

這其實引出了一個更核心的問題——未來究竟什么是職業？我越來越覺得，隨著技術門檻不斷被降低，很多過去建立在技能壁壘之上的職業，將面臨重新定義。比如繪畫、導演、影視制作等領域。

過去之所以形成專業職業體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相關技術具有極高門檻。無論是繪畫訓練、攝影機操作、鏡頭語言、燈光系統，還是后期制作，都需要長期學習和大量資源投入。

但如果未來AI能夠承擔越來越多的技術執行工作，那么職業與非職業之間的界限就會開始模糊。我一直認為，設計師依然是一種職業，因為設計師最終要對具體需求、現實功能和落地結果負責。

但導演、畫家這樣的身份，未來可能會發生變化。因為如果把技術執行層面剝離出來，真正決定作品價值的，往往是創意、觀念、判斷和表達能力。而這些東西未必天然屬于專業訓練體系。換句話說，一個職業是否成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普通人是否無法替代它。如果一個普通人借助AI工具，也能夠完成過去只有專業人士才能完成的工作，那么原本建立在技術壁壘之上的職業身份，就會受到挑戰。

這種現象其實并不是第一次發生。互聯網時代出現后，很多傳統行業都經歷過類似過程。我舉一個相聲行業的例子。在互聯網普及之前，傳統相聲演員掌握著相對稀缺的幽默資源和表演資源。但隨著網絡的發展，大量段子、笑料和創意開始由普通網友不斷生產和傳播。很多時候，網絡上的幽默表達更新更快、傳播更廣。于是，原本建立在信息和內容壟斷基礎上的行業優勢開始被削弱。

AI時代，這種現象會進一步擴散。因為AI最容易替代的，恰恰是那些已經高度標準化、可復制、可訓練的專業技能。無論是繪畫中的筆觸、影視中的鏡頭語言，還是寫作中的格式規范，它們本質上都屬于可以被數據化學習的內容。而真正難以被替代的，反而是技能之上的東西。比如一個人的價值判斷、人生經驗、情感訴求、獨特視角以及表達欲望。過去，人們必須先掌握復雜技能，才有資格表達自己的觀念。技能成為了一種通往表達權的門票。而今天，AI正在改變這種結構。

它并不一定讓每個人都成為大師，但它確實讓更多人第一次擁有了表達自己的能力。從這個角度看，AI真正推動的或許不是藝術家的消失，而是表達權的普及。過去是少數人擁有創作能力，大多數人只能消費作品；未來則可能出現越來越多的人同時兼具創作者與觀眾的雙重身份。這也是我所理解的“全民創作時代”。

至少在目前階段，純粹屬于個體的主觀想法，AI還無法自主替代。根據我大量的AI實踐和觀察來看，AI本身的主動想法基本為零。現在的人類創作者對于AI的提示詞、方向設定和意圖輸入，占據了非常大的影響因素。但是，AI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它的“啟發性”極強。有時候，這種啟發能力甚至超過了人類自身最初的創造沖動。

我舉一個自己創作過程中非常典型的案例。我有一幅作品叫《晚鐘》。最開始的時候，我想表達的是中國社會中的“巨嬰現象”。當時我的構思是：一個巨大、任性的孩子坐在地上，周圍堆滿各種零食和玩具，而旁邊站著一臉無奈的父母。

但是，當我把這個大概的概念輸入AI，讓它進行生成和模擬時，它給出的結果完全超出了我的預期。它把孩子的頭部設計得異常巨大，孩子張著嘴，而從嘴里涌出的并不是食物，而是密密麻麻堆積起來的書本。

看到那張圖的一瞬間，我受到非常強烈的震撼。因為這已經完全不是我最初想象中的“巨嬰”形象了。但它的視覺沖擊力非常強，而且它恰好能夠對應當代教育中的“填鴨式教育”問題：孩子看似擁有巨大的頭腦，卻被大量機械化知識填滿，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同時，畫面中父母低頭、無奈的姿態，在光影關系上又讓我聯想到法國畫家米勒的經典作品《晚鐘》。

于是，我順著這個新的方向繼續調整，讓AI將整體環境、色調和氛圍往米勒《晚鐘》那種黃昏、悲憫、帶有反思意味的感覺靠攏，最終形成了現在這幅作品。

但實際上，這個結果并不是我最開始坐在電腦前時設想好的，而是AI生成過程中的視覺偶然性，在中間給予了我新的啟發，讓我的創作進入了另一個更深層的話題。

梅劍華：所以，在類似這樣的特殊作品中，AI展現出來的概念啟發性，實際上超過了你最開始的原始構想。那么，當我們判斷這幅作品是否成功時，究竟是什么賦予了它藝術價值？是你最初關于“巨嬰”的想法，還是AI帶來的“書本大頭”的隨機啟發？

楊毅斌：所以回到這個問題，我認為二者誰更重要，其實在宏觀層面并不是關鍵。很簡單，如果沒有AI算法帶來的隨機生成，我僅僅依靠自己的想象，可能永遠無法創造出這樣具有視覺沖擊力的“應試教育版《晚鐘》”。但是反過來說，如果沒有我這個人在現場捕捉到這個偶然性，沒有我將它與米勒的《晚鐘》聯系起來，并賦予它社會批判和文化表達的意義，那么它也只不過是一張電腦生成的隨機圖片。真正有價值的地方，恰恰在于二者的結合。

當技術和形式成為了任意調用的免費工具時，獨特的生命視野、人類的主觀認知和所要傳達的觀念（道），成為了藝術創作為來唯一的確定性。

純藝術家在過去，往往通過極致的、甚至有點極端偏激的單一風格來定義自己。但如果我們刨根問底地去追問本質：藝術家、詩人、音樂家，他們最核心的身份屬性其實都是“知識人”。知識人最珍貴、最有價值的是什么？是他觀察這個世界的獨特視野、認知和風骨。技術風格只是他表達這個認知的手段。在AI已經把手段平權化的時代，所有人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這時候看的就是你這個人的內核到底有沒有貨、有沒有獨特的視野了。

這也就是我之前在發表的文章中寫的：為什么在傳統藝術商業邏輯里，簽約藝術家是不能也無法輕易轉變風格的。

因為傳統的轉變風格，它的時間成本和練習代價太大了，它需要畫家重新經歷漫長的、由量變到質變的身體訓練。其次，它面臨著巨大的社會認知成本和商業風險成本。一個歌手或者一個畫家，第一張專輯和前期的畫風大家都挺喜歡、在市場上賣得很好。如果他第二張專輯突然徹底轉變風格，粉絲和畫廊老板不接受、不喜歡了，在商業上他可能就徹底完蛋了。他為什么要冒著傾家蕩產的風險去求變？最后，從藝術市場的商業運作邏輯來說，畫廊老板作為資方，也絕對不允許簽約藝術家隨意改變風格。畫廊老板簽約你，就是看中了你這個已經在市場上跑通的特定風格。老板在日常中甚至會去引導你、告訴你當下有錢的階層和拍賣市場上更需要什么樣的話題畫風。這雖然不是強加，但是一種強大的商業資本下單制。很多高高在上的簽約藝術家，在底層的生存狀態上，其實和拿工資聽話的設計師沒有本質區別。

AI藝術就真正觸及了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當年說的那句名言——“人人都是藝術家”。當然，在我的理論體系里更徹底一點：當技能完全平權、當AI能夠瞬間完成所有風格制作的時候，傳統職業壁壘意義上的“藝術家”身份不僅消失了，甚至連舊標準的“藝術品”也消失了。但是，人類去“進行藝術創作、表達自我生命體驗”的這個主觀過程，永遠都不會消失。

比如你剛才談到概念的跨界組合，我有一幅叫作《老屋》的作品。整個破舊衰敗的老房間畫面里，細看之下，我全都是通過把極其深奧的微觀物理學（量子力學、宇宙大爆炸理論）和宏觀的居家物件進行具象表現的組合。這種精密的科學隱喻如果放在過去，沒有AI知識庫的隨時跨界調用和細節刻畫，靠我個人是絕對組合不出來的。

還有你剛才提到的關于完全創新的盲點問題。在現在的當代藝術圈里，大家普遍感到了一種深深的、無能為力的虛無和疲軟。為什么？因為凡是人類肉身能想到的藝術形式、能做到的離奇行為、能表達的批判主題，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都被前人給做盡了。當代藝術已經基本上把人類的盲點給窮盡了，沒有力量了。

我在去歐洲之前，那邊的資深藝術同行也對我說過原話：“現在的全球人類在藝術形式上已經沒有什么新想法了，形式已經被玩爛了。”我當時也在琢磨是不是真的是這樣。但當我后來用AI打破了傳統美術圈狹窄的視野，開始把目光投向現實社會的各行各業時，我發現，我找到了一片傳統美術圈從未觸碰過的全新思想盲點。

比如我剛才提到的，我用AI畫了一批專門聚焦“中國老板、現代企業家群體”現實困境的作品。在傳統美術圈的刻板印象里，老板和企業家不是被塑造成滿身銅臭味的剝削者，就是被塑造成精明冷酷的資本符號。從來沒有傳統藝術家去關心這個群體的內心世界。而我天天在設計業務中和這些真實的老板摸爬滾打，我太了解他們了。

我畫的那幅《聽琴而已》，畫面是一個在商海里歷經風浪、眼神疲憊的中年企業家在照鏡子，而鏡子里折射出來的幻影，卻是一個穿著戲服、在臺上無憂無慮唱戲的年輕琴童。畫面配的名字叫《每人》。意思就是，每個看似精明、算計、在商海里身經百戰的成熟老板心里，其實都藏著一個當年不計成本、單純執著的、年輕的心靈。中國這代企業家在目前的經濟和現實環境下，其實真正是天天處于“向死而生”的巨大壓力之下的。

我的另外一幅紅線描畫作品，也是聚焦在被留置或面臨巨大破產風險期間，企業家的那種夾在責任與貪婪、對與錯、向善還是向惡之間的內心精神疫情。這種真實的、面對巨大社會和經濟風暴時的老板內心戲和人性的復雜張力，是那些天天躲在宋莊畫室里、從來沒當過老板、沒打過工、甚至連班都沒上過的傳統職業藝術家，一輩子也無法感受、也根本不會去關注的思想盲點。

所以我才說，只有通過AI實現徹底的技術平權，徹底打破過去傳統美術圈對知識可視化表達手段的壟斷，把醫生、科學家、程序員、法官、甚至大媽等各行各業的“知識人”的獨特生命視角全引入進來，整個視覺文明才能徹底打破現有的無力盲點，迎來真正的內容大爆發。人人通過AI成為創作者，去表達自己行業的真知灼見，這是非常有社會價值的事情。

梅劍華：在整個技術的進化和退化交織的藍白色譜之間，我們現在就下終極結語還為時過早。但我的核心觀點是：人類在擁抱AI的無所不能和超高效率的同時，必須更加主動地、盡情地去擁抱現實生活中的偶然性。以前去一個實體圖書館里翻書查資料，你為了找A這本書，你在書架前走過去的時候，你的眼睛可能會偶然一瞥，看到旁邊一本你從來沒聽過、但題目極其有意思的一本書，或者在圖書館的走廊里偶然遇到一個朋友，展開了一場意外的學術探討。這種“偶然性”是以前人類靈感和創造力的一大重要源泉。

而在現在的AI搜索和算法推薦時代，所有的偶然性全部被算力給精準地抹殺了。你搜什么它就給你什么，或者它順著你的繭房給你推薦什么，一切都是精確計算好的。當這種生活的偶然性、意外的碰撞被不斷削弱的時候，碳基生命獨特的感受力就會退化。所以你必須身體力行地深入生活，跟人面對面坐著聊天，去碰撞那些算法無法預測的火花，你才能保持大腦神經網絡的高階連接。

楊毅斌：沒錯，你說的這個深入生活去尋找料和真貨，屬于我們面對AI時的曲線救國。我們人類必須在現實生活中有貨，有獨特的、機器無法模擬的生命體驗。只有這樣，當你坐在電腦面前面對那個全知全能的AI時，你才有可能作為主導者，向它提出真正具有靈魂和深度批判性的好問題。

推文插圖均為楊老師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