淋巴癌預后很好，但高善文在抗癌路上每一步都很不走運

著名經濟學家高善文因淋巴癌不幸去世，網上放出了據稱是他本人此前對就診治療過程的描述，引來不少爭議，這里做一點分析。

整體而言，淋巴癌是預后非常好的一種癌癥。兩大類淋巴瘤，霍奇金淋巴瘤與非霍奇金淋巴瘤，5年生存率分別是89%與74%，在惡性腫瘤里屬于非常好的類型。甚至就算是晚期淋巴瘤，預后也不錯，5年生存率能在60%以上，換成晚期肺癌、乳腺癌，存活率至少打個對折。

但非常不幸，這些淋巴癌整體良好的預后對高善文先生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他得的是一種相對罕見的淋巴癌，不僅治療手段更有效，預后也非常差。

淋巴癌顧名思義是淋巴細胞癌變，最普遍的癌變淋巴細胞種類是B細胞。因此，當我們說淋巴瘤的整體預后時，主要是在看占了絕大多數的B細胞淋巴瘤。高善文先生的癌癥是另一種淋巴細胞，T細胞發生了癌變。主要由B細胞淋巴瘤決定的整體淋巴瘤預后對罕見的T細胞淋巴瘤，指導意義有限。

這倒不是說得了T細胞淋巴瘤的就沒希望了，不少T細胞淋巴瘤的預后也很好。只是T細胞淋巴瘤本身還有很多更細的類型，不同類型預后差別很大，有些惰性類型患者的預期壽命和常人無異，但另一些，比如高善文先生得的外周T細胞淋巴瘤（PTCL），預后差很多。

外周T細胞淋巴瘤整體5年生存率只有30-40%，這還是包括了一些預后好的亞型，以及確診在早期的情況。而高善文先生，從亞型看，據稱得的是外周T細胞淋巴瘤里比較兇險的血管免疫母細胞性T細胞淋巴瘤（AITL），確診時還已經是晚期。

可以說在抗癌這件事上，從一開始，高善文先生的運氣就不是很好。

這里不得不說一下網傳是高善文自述診療過程里的確診困難：

2025年元月12日左右開始出現早期癥狀，在北京多家醫院問診十個月，總是不得要領；至11月20日開始強烈懷疑為淋巴瘤，但病理組織提取出現問題，無法確診。而我的身體日漸難支，遂于2025年12月10日轉赴香港養和醫院診治，至12月17日經活組織檢查，確診為T細胞淋巴瘤IV期，并明確所屬亞型為非特指型（后來經上海瑞金醫院組織化學檢驗，認為所屬亞型是血管免疫母細胞性）。

很多人看到后會震驚于他在25年1月出現癥狀，問診十個月都沒有確診，11月懷疑淋巴瘤，卻仍遇到問題，到12月才確診。

這是不是庸醫害人？

首先，我們看到的只是網上的一個據稱是高先生敘述的截圖，這不是真實病例，不一定反映診療全貌。

其次， 即便撇開信息真實性不談，單從醫學角度看，外周T細胞淋巴瘤的診斷難度本身就很高，患者的癥狀往往與其它常見疾病類似，診斷出現波折并不一定等于有失職。像網上隨便查點文獻，也能找到好幾個月才確診AITL的病例。

而且高善文先生去世時只有55歲，雖然可以發生在任何年齡段，但大部分AITL患者是在60歲以上。當患者年齡偏離主流時，也可能干擾最初的排查方向。

在治療方面，根據網傳說法，高善文先生先是在香港救治，采用化療，療效不佳再用PD-1抗體，仍判斷不行，再回國使用CAR-T治療：

迄2026年2月20日化療完成三輪后，癥狀消失，體重反彈，體感良好，但經pet-ct評估，療效不及預期，存在部分淋巴結對化療很不敏感。。。主治醫生經過認真評估，于2月21日改行PD-1免疫抑制劑治療。。。單獨依靠PD-1的抑制劑可能無法控制腫瘤生長，需要配合一些小分子的靶向藥，或者繼續化療同時輔助一些大分子藥物。這類創新性的藥物和治療方法在香港的醫療體系內無法完成，甚至連這些藥物都尚未獲準進入。專家普遍認為從長期看，未來可能需要實行CAR-T治療，及異體干細胞移植，這存在較大安全風險，但恐不得不然。這種針對T細胞瘤的試驗性前沿治療方法目前尚未獲FDA批準，但全球來看中國大陸的研究和臨床試驗最為領先，超過美國和香港。

當腫瘤患者的最終治療結局不好時，我們很容易陷入“事后諸葛”狀態，推測“當初如果選擇xxx，情況是不是會不一樣”。有些人這次也在猜想，如果高善文先生一開始就入組國內的CAR-T臨床試驗，是不是會更好。

必須要指出，化療就是AITL的一線治療，他接受的治療沒有“不對”。具體化療一般是環磷酰胺、阿霉素、長春新堿和潑尼松，即CHOP方案，或者類似CHOP的方案。

大部分患者接受這種化療后也會看到抗腫瘤效果，只是對于AITL患者來說，非常不幸的是大多會復發。

參考網傳的說法，高善文先生一開始應該也看到了治療效果，可是不是所有病灶有療效，屬于難治型癌癥。

還是我們前面說的，在抗癌這件事上，他確實不走運，不斷抽到了不好的牌。

復發或者難治的AITL目前并沒有特別好的治療方案。

PD-1抗體藥在實體瘤里更為人熟知，血液腫瘤不常用。但淋巴癌屬于少數也可以用這種明星藥物的血液腫瘤，只是就AITL而言，PD-1的療效比較有爭議。

它是不是明確有效的治療選項？

不是，但到了復發難治AITL這一步，就沒什么是明確有效的，嘗試PD-1并非無理取鬧。

網傳自述里唯一讓我個人覺的有遺漏的，是沒有提到被FDA批準用于淋巴癌治療的ADC藥物，靶向CD30的Brentuximab Vedotin（維布妥昔單抗）。對于包括AITL在內的外周T細胞淋巴瘤，維布妥昔單抗可以在一線治療里取代長春新堿，和其它幾個化療聯用（即A-CHP方案），如果是復發患者，也可以用它治療。

當然，由于是靶向CD30的ADC，癌細胞有沒有CD30直接關系到是否適用該藥。在一線治療里，應該是只有CD30表達的患者符合，但在復發患者里，有研究顯示不是CD30高表達的患者也能獲益。

或許網傳截圖里提到的PD-1要和其它大分子藥物聯用，就包括了維布妥昔單抗？

在晚期復發難治AITL里，過去少數患者的臨床試驗顯示維布妥昔單抗的應答率50%，中位無進展生存時間6個月多一點。

從“窮盡一切新藥”的科研思路出發 ，我當然更支持把這個ADC也用上，更何況無論在內地還是香港， 維布妥昔單抗也都是獲批用于淋巴瘤治療的藥物 。但ADC藥物都有不可忽視的副作用，在晚期復發難治AITL這種缺乏有效治療選擇的疾病里，選與不選某個嘗試，需要看患者具體情況，不一定“沒用xxx，就是錯了”。

高善文最后在醫療團隊建議下回國嘗試CAR-T，也是合理的選擇。

4月22日上午，在人民醫院西直門院區問診于黃曉軍院士，獲準進入他主持的臨床II期試驗組，并安排由鄧道興博士負責臨床，兼顧以cd7為靶標的car-t治療，以及后續橋接異體移植（北大人民醫院在這兩個領域具有領先全球的技術實力）。4月28日，完成提取淋巴細胞，開始制備car-t細胞液，4月28日匹配結果顯示家中小弟與我的基因位點全相合，為順利進行異基因移植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于5月12日入住人民醫院通州院區。經過一系列檢查和預備治療后，于5月20日下午4點完成了回輸car-t細胞液。5月28日下午至6月3日屢經歷了二級（即輕度）的炎癥風暴，隨后迄6月7日正在經歷輕微的風暴回旋，程度可耐可控。

CAR-T在很多血液腫瘤里取得了極好的療效。可是T細胞淋巴瘤不一樣，CAR-T在這類腫瘤里仍屬于試驗性質。要知道這種腫瘤的癌細胞就是T細胞，用一個本身也是T細胞的CAR-T去殺滅，技術上很困難——能殺T細胞的CAR-T，不就是在搞“自殺”嗎？

如今針對T細胞淋巴瘤，CD7是研發很熱門的CAR-T靶點，然后再對CAR-T做其它基因工程改造，讓它們能不“自殺”而是專殺患者體內癌變的T細胞。

選擇加入CD7 CAR-T臨床試驗，確實是晚期T細胞淋巴瘤患者不錯的選擇。可是我們不能忽視CAR-T，尤其是試驗性CAR-T治療的風險。像細胞因子風暴（即網傳截圖里的炎癥風暴），是可以非常危險的。

參加CD7 CAR-T臨床試驗沒錯，但不等于用了CD7 CAR-T就能治好病。網上有些論述把高善文先生的診療過程說得好像是被香港落后的醫療害了，一開始就用CAR-T就不會有事。這是非常偏頗的，并不反映晚期AITL要面臨的嚴峻挑戰，也不是在描述真實的抗癌新藥試驗效果。

高善文先生的診療過程，與其說是誰犯了什么錯，不如說是反映了很多晚期癌癥依然非常兇險。即便可以獲取社會上最好的醫療資源，即便有最好的醫療團隊幫著一步步盡可能科學合理的決策規劃，最終依然可能不是我們希望的結果。

高善文先生這一路，就是幾乎每一步都撞上了小概率的壞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