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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未知的首爾》)
魯迅在1924年寫下短篇小說《在酒樓上》時,他正在北京磚塔胡同過著凄冷的日子。
小說講述了一次并不痛快的故人重逢。年輕時,呂緯甫是個激烈的人。曾和「我」一同去城隍廟里拔神像的胡子,連日爭論改革中國的方法,甚至爭執到動手。多年后兩個人在酒樓重逢,對方卻早已不是當年敏捷精悍的樣子。
為了糊口,呂緯甫回鄉教起了「子曰詩云」;又因母親的一句念叨,專程去給夭折多年的兄弟遷墳,可當棺木被掘開,里面的被褥、衣服、尸骨蹤影全無,什么都沒有。
呂緯甫自嘲地說,自己就像少年時見過的蜂子或蠅子,停在一處被什么一嚇,即刻飛去,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
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
小說的結尾,兩個人在酒樓門口分別,各自朝著相反的方向,走進了黃昏的密雪里。
魯迅的筆下幾乎沒有爽文,他的人物大多在理想的余燼里慢慢認賬,然后消磨著把剩下的日子過下去。
我們現如今似乎不太愛看這個了。過去這些年,被慷慨供應的是另一種故事:主角受盡委屈、隱忍數年,終將翻盤;所有的苦難都是伏筆,所有的努力都在結局標好了對價。
這類敘事有個名字,叫「爽文」。我們不能說它全都是假的,只是它把世界表達成了一個完美的因果閉環,替人們安放著「善有善報」的執念。可一個人如果真的信了,是要吃苦頭的。
|01 努力就有回報,無異于爽文
1965年,加拿大心理學家梅爾文·勒納(Melvin Lerner)提出過一個概念,叫「公正世界信念(Just World Belief)」。大意是說,人在潛意識里需要相信世界是公正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每個人得其所應得。這種信念可以給人一種掌控感,讓人愿意為長遠的目標去付出。
但它同時帶來另一種認知的偏差:當人們在面對無辜的人遭遇不幸時,有時會反過來貶低對方。比如認為窮都是因為懶、貪心才會遭遇詐騙、肯定是因為她性格差才會遭遇霸凌……以此來維護心里那個「世界還算公平」的假設。
爽文,大概就是公正世界信念最工業化的產物。它把「努力就有回報」的邏輯鏈條徹底焊死:吃苦、上進、隱忍,然后逆襲、擁有一切。在這個敘事里,似乎沒有破解不了的難題,沒有天生的差距,更沒有「真的努力了可還是會輸」的結局。
可真實世界的運行,要復雜和殘酷得多。你辛辛苦苦考上了一所好大學,畢業時那個行業可能已經沒了;你勤勤懇懇地工作了三年,整個部門可能被AI替代。
這幾年反復被討論的結構性失業、行業周期、AI降本增效,沒有哪一樣能單靠個人努力對沖。在家庭出身、所處的時代、運氣、健康這些變量面前,它們的權重往往都遠超于「你夠不夠拼」。
現實里,努力只是必要不充分條件,有時連必要條件都算不上。
人之所以遲遲不肯放下公正世界信念,是因為一旦承認了世界可以不公、可以無序,隨之而來的就是失控感和揮之不去的不安。覺得「努力就應該有回報」,無異于把自己人生想當然地當成了「爽文」。
這不是否定努力的意義,而是不應該有「我努力了,就理所應當地拿到某樣東西」的預設。要接納世界的無常。
|02 保持自己的優勢定力
很多時候,聰明人反倒更容易「追風口」,做成事的少。總覺得自己具備更早預判趨勢的能力,從而做出最聰明的選擇。
于是看見別人做自媒體、考公,或者轉向新能源、AI,自己也著急忙慌地沖進去。這種「追風口」的沖動不難理解,畢竟在確定性稀缺的年頭,人人都渴望抓住一根救命的繩子。
但這些熱鬧的機會,真的比你手頭上正在做的事更有價值么?
就拿自媒體來說,姑且不討論有多少人能真正靠它養活自己,又有多少人幾年前為此辭職,如今又乖乖地回去找工作。
單看職場對這件事的評價變化:兩三年前,面試時如果說自己在做自媒體,面試官多半會高看一眼,覺得你「內容手感不錯,有點追求」;但放到現在,你要是說自己在運營個賬號,數據差,對方會覺得你「沒拿到結果」;數據好,又質疑你「既然能自己養活自己,還來上班做什么」,甚至擔心你哪天順手把公司送上熱搜。
這并不是說自媒體不能做。而是當一個賽道從「人人都想進」變成「人人都在里頭」的時候,它作為捷徑的屬性就自然消失了。剩下的只有紅海、價值通縮,以及99%的人去陪跑1%的頭部。
人一定要在自己「擅長的事」上有保有戰略定力。那么如何判斷哪些事情是你擅長的,我有一個非常樸素的判斷標準:它要么能給你帶來經濟回報,要么能提供情緒價值,二者至少占其一。
其實任何一個工作,只要你能干五年以上,就說明你是適合干這個的。到了這個階段,要琢磨的就不是換不換到更熱的賽道,而是如何把過往的積累更好地變現。
「定力」這個詞,眼下多少有些被用濫了。它的本意其實很簡單:世界不停在變,你得有一個不動的東西。那個「不動的東西」,不是一個永遠上漲的行業,而是你反復驗證過、確實能做的事。不管風口、賽道怎么變,你在這件事上滾出來的手感、判斷、人脈和作品,是任何人都帶不走的。
|03 要接受事與愿違并自洽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面對事與愿違,請務必學會接受,并在其中自洽。
上世紀八十年代,心理學家斯蒂文·海斯(Steven Hayes)創立了「接納承諾療法」(ACT)。作為第三代認知行為療法的代表,它解決問題的核心邏輯是如何帶著痛苦繼續前行。
ACT中有一個絕妙的比喻:生活中的難題,就像你手里緊緊攥著的一張紙。如果你一直把它舉在眼前,就會擋住視線,什么也做不了;但如果你把它放到腿上,雖然依然能感受到它的分量,雙手卻騰了出來,可以繼續去處理生活里的事務。
自洽的狀態大抵就是如此,問題依然存在,但它不妨礙你繼續生活。
我一直覺得人類低估了自洽的價值。總以為幸福是靠理性判斷,可很多時候,真正的幸福是感性的確認。
一個選擇,只要你自己覺得是幸福的、適合的,那它就是好的。就像讓愛吃西瓜的人得到西瓜,讓愛吃蘋果的人得到蘋果,每個人都能在自己的邏輯里獲得圓滿。
真正能傷害到你的,往往是你太過在意的東西,比如原生家庭或親密關系。
不必去丑化或惡意揣測父母,試著接受他們的局限性。是他們所處的時代決定了他們的認知,不結婚、不生孩子,在那個年代可能真的會被視為異類,他們只是不想讓你吃虧。你不必說服他們,只需理解,然后放下。
你可以觀察觀察那些能從底層爬上來的人,很多都「六親緣淺」。因為從小和家里人也不怎么親,成年后反而能心無旁騖地奔赴到大城市。他們懶得處理家里的婆婆媽媽,有事說事,沒事掛電話,一心只想向上走、搞錢,反而拿到了結果。
面對曾經的愛人亦是如此。不要簡單地認為「不在一起就是不愛了」。很多時候,對方不是沒有意愿,而是能力有限。無論是父母反對,還是因為異地分開,不一定是對方不想解決問題,而是他真的沒有處理好這些復雜問題的能力,你要原諒他的局限性。
每個人階段性的課題不同,你們只是需要各自往前走,去解決自己的課題,不要因為別人的課題而更改自己的方向。
不要把別人的局限,反復拿來懲罰自己。
|04 尾聲
回到那場酒樓上的雪。呂緯甫最終沒有變回當年那個拔神像胡子的青年,沒有細數自己的落魄,也沒有一句「你看,我當年是對的」。
他只是喝完酒,起身,和朋友在門口分別,獨自走進一片密雪織成的網。
人生不是爽文,世界是復雜的。努力不一定有回報,要接受事與愿違、人與愿違。每個人最終都是要自己走完這一生,你不該讓任何外物去牽扯你的情緒、判斷。你需要做的,就是解決當下一個又一個的問題。
當然,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被解決,也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值得被解決。就像最近網上非常流行的一個觀點,叫「風大收傘」。不必總想著去換一把更能對抗風雨的傘,外面下著暴雨,那就不出攤。
也許你此刻過的生活,就是你人生的巔峰了,但是此刻的你,還沒有意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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