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投資孩子是最好的基建

梁建章，全球化智庫（CCG）資深副主席、攜程集團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在世界人口日來臨之際，我們來看看最近值得關注的一個人口現象：全球生育率最低的韓國，2024和2025年連續兩年生育率回升，并且今年繼續保持上升勢頭。下面就先來看看具體數據。

韓國生育率長期下跌后觸底回升

6月24日，韓國國家數據處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韓國4月出生人口為2.4521萬人，同比增加18%。報告稱，自2024年7月起，韓國出生人口已連續22個月保持增長。2026年1月至4月的累計出生人口數量為9.9534萬人，為2019年以來的歷年同期最高值，同比增幅為15.5%。4月總和生育 率（TFR）為0.93， 同比增加0.13。

表1 韓國全國出生人數及增減率

注：p=暫定值。數據來源：韓國國家數據處

注：p=暫定值。數據來源：韓國國家數據處

圖1 韓國全國月度出生人數變化趨勢

從1963-2023年，韓國生育率下降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63-1983年，生育率從5.41下降到2.17，即從高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附近。

第二階段：從1984-1997年，生育率從1.93下降到1.55，這個階段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但在1.5以上。

第三階段：從1998-2017年，生育率從1.49下降到1.05，這個階段的生育率已經跌破1.5的警戒線，但尚未跌破1。

第四階段：從2018-2023年，生育率從0.98下降到0.72，全球墊底。

2024年6月，時任韓國總統尹錫悅宣布全國進入“人口緊急狀態”，舉全國之力應對低生育率問題。為此，韓國政府出臺了包括延長休假、納稅減免、住房保障、生育養育支援等多個領域的政策，并提出“到2030年將生育率提升至1.0”的施政目標。

2024年，韓國出生人口多年來首次止跌回升，達到23.8萬人，同比增長3.6%，總和生育率回升至0.75。2025年出生人口達到25.4萬人，總和生育率進一步提升至0.8，為近四年最高水平。2026年前四個月，這一積極趨勢得以延續，出生人口繼續同比增長。預計2026全年總和生育率回升至0.9左右。

韓國生育率回升的主要原因就是發錢

韓國生育率連續兩年回升，主要原因是韓國近年來加大了發錢補貼生育的力度。此外，1991—1995年，韓國經歷了一次生育高峰，每年出生人口達到70萬左右。到2024-2026年，這批在生育高峰時期出生的人口陸續進入結婚和生育年齡。不過，如果只是婚育人口增加，而生育模式不變，那么只會導致出生人口增加而不會推高生育率，因為總和生育率的計算不受年齡結構的影響。

韓國在2021年及之前，每月育兒補貼金額僅1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500元）。韓國2022年的育兒補貼制度規定每月向未滿2周歲兒童的家庭發放3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600元）補貼。2023年1月起提高育兒補貼標準，向養育不滿1周歲兒童的家庭每月發放7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3750元）補貼，向養育1至2周歲兒童的家庭每月發放35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870元）補貼。韓國保健福祉部2024年1月11日宣布，大幅提高對兩歲以下嬰幼兒父母的補貼，希望能借此進一步鼓勵生育。按照新政策，家中有1歲以下嬰兒的父母每月可以獲得100萬韓元補貼（約合人民幣5000元）；撫育1至2歲幼兒的父母，每月可得到5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2500元）補貼。

目前韓國每個孩子可以獲得的補貼金額如下：

一次性生育補貼：頭胎200萬韓元；二胎及以上：300萬韓元。

父母津貼：

不滿1周歲：每月100萬韓元，12個月共1200萬韓元。

1歲至2歲前：每月50萬韓元，12個月共600萬韓元。

兒童津貼：

0歲至8歲前：每月10萬韓元，共960萬韓元。

累計總額：2960萬韓元（約14萬元人民幣）。

受發錢鼓勵生育影響，近年韓國結婚登記數量持續增多。2022年韓國結婚登記跌至19.17萬對；2023年結婚登記小幅回升至19.37萬對，2024年增至22.24 萬對，2025年進一步增至24.03萬對。據2025年5月25日新華社報道，為激發適婚年輕人群的結婚熱情，韓國政府想出多種辦法，不少地方政府宣布為新婚夫婦提供現金獎勵。根據釜山市沙下區最新政策，在政府主辦的相親活動中牽手成功并最終締結婚姻的情侶，可獲得最高2000萬韓元（約合10萬元人民幣）的結婚獎勵金。此外，新人從戀愛到婚旅的全流程開支均可獲得政府補貼：從初次約會的咖啡錢到蜜月旅行的機票酒店，累計報銷額度達1150萬韓元（約合6萬元人民幣）。這意味著每對符合條件的新人最高可獲約16萬元人民幣的政府支持。而在2025年2月，韓國最大城市首爾宣布向2025年在該市登記結婚的每對新婚夫婦發放100萬韓元（約合5000元人民幣）。與歐美國家相比，韓國非婚生育的子女占比很低（2024年為5.8%），婚內生育是主流，所以結婚數量增加，也對出生人口和生育率的提升起到促進作用。

韓國除了中央政府鼓勵生育以外，還有首爾、仁川、釜山、世宗、京畿道、忠清北道、慶尚南道等多個地方政府出臺了大力度的鼓勵生育政策，涵蓋現金補貼、住房、教育、育兒假、貸款、結婚獎勵等多方面。下面是兩個例子：

2023年12月，韓國仁川市市長劉正福發表了"1億+idream"（i在韓語中的發音表示“孩子”）政策，旨在支持所有在仁川出生的嬰兒，每位嬰兒將獲得1億韓元（約合人民幣50萬元）的福利補貼。劉正福表示，仁川市政府“1億+idream”生育政策，旨在從胎兒到18歲成長前階段，為育兒家庭提供全方位支持。該政策不僅是增加補貼，更重要的是填補國家政策空白，將支持范圍擴大到育兒的各個領域。

根據韓國統計廳發布的數據，2023年仁川市總和生育率只有0.69，低于韓國平均（0.72）；2024年仁川市總和生育率上升到0.76，略高于韓國平均（0.75）；2025年仁川市總和生育率進一步上升到0.82，高于韓國平均（0.80）。仁川市加大發錢補貼生育率的力度后，近年來生育率從低于全國平均上升到高于全國平均，表明加大發錢補貼生育力度確實能有效提高生育率。

2024年11月1日中新網報道：韓國首爾市政府將推進“助力新生首爾計劃”第二階段，計劃于2025年至2026年期間追加投資6.7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340億元)，以延續低出生率回升勢頭。

總的來說，雖然韓國生育率連續兩年上升，但目前的生育支持力度依然是遠遠不夠，生育率依然不到更替水平的一半。未來幾年，韓國生育率是否會持續回升，還有待觀察。

國內外均有證據表明發錢能提高生育率

在各種生育支持政策中，發錢補貼生育是其中最重要的生育支持措施，要減輕年輕人生育的經濟壓力，任何口頭承諾，都不如“真金白銀”來得實際。除了韓國以外，國內外還有很多證據表明發錢補貼生育確實有助于提高生育率。例如，根據OECD(經合組織)的數據，南歐國家用于家庭育兒福利相關的財政支出占GDP的2%以下（個別國家在1.5%以下），生育率也普遍較低；法國和北歐國家用于家庭育兒福利相關的財政支出占GDP的3%以上，生育率也比南歐國家高得多。

根據東京政策研究基金會和東京大學等研究人員發表在2025年6月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Western Pacific雜志上的論文”Reversing fertility decline in Japan with foreign pro-natalist policies, 1990–2035: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secondary data analysis”，通過系統綜述與貝葉斯層次回歸模型，評估了國際鼓勵生育政策對逆轉生育率下降的有效性。研究納入61項國際研究后發現，對生育率提升影響最大的是現金福利政策，包括出生一次性補貼、育兒津貼、帶薪產假/陪產假、托育覆蓋及稅收減免等。這篇論文認為，如果日本大幅提高育兒現金福利，可顯著增加提升生育率的概率。

近兩年，國內也有發錢補貼生育促使出生人口回升的例子。據2026年2月26日《湖北日報》報道：2025年，天門市鼓勵生育成效全國矚目：完善婚戀、孕育、生育、托育、教育“五位一體”政策支持體系，建立“雙月推進會”制度，全年出生人口7357人，同比增長1.94%，連續兩年正增長。

雖然2025年天門市出生人口僅增長1.94%，增幅并不算大，但這是在2024年出生人口大幅增長的基礎上繼續增長，并且，2025年全國以及各省份出生人口均比上一年下降。2024年天門市出生人口比2023年增長17％。而2024年全國出生人口僅同比增長5.8%。

那么，天門市近兩年出生人口持續增長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據天門市衛健委于2025年11月17日發布的消息《8年來首次“由降轉增”，天門政策組合拳催動生育暖流》，2023年以來，天門市委、市政府著力健全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其中，疊加其他購房補貼后，生育二孩最低補貼15.63萬元，生育三孩最低補貼22.51萬元。天門的例子說明，生育支持政策的力度要足夠大，才能取得顯著效果。

根據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人口與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石智雷教授等人發表在2024年第11期《經濟研究》雜志上的論文《生育補貼政策的激勵效應與托底效應——來自生育補貼政策田野實驗的證據》，通過與湖北省衛健委合作，在湖北省21個縣（市、區）開展了大型田野實驗，通過隨機、外生的政策設計，檢驗了中國實施生育補貼的政策效應。研究發現，生育補貼政策顯著地促進了人們的生育意愿，但存在“閾值”，只有當補貼金額高于一定額度，生育補貼才能發揮積極作用。研究還驗證了生育補貼政策既有激勵效應，也有托底效應，即生育補貼既能提高人們想生育的概率，也會顯著降低人們明確不想生育的概率。

中國需要發多少錢才能提升生育率？

中國近年來的生育率已經下降到1.0左右。如果不加大發錢補貼生育的力度，未來幾年中國的生育率很可能會低于韓國。嚴重少子化會加重人口老齡化程度，工作人口相對于需要撫養的老年人口不斷減少，將導致整個社會的養老成本和稅收增加, 工作人口面臨著越來越沉重的稅負。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在未來20年內將成為老齡化和養老負擔最高的國家之一，而且會不斷惡化，這將嚴重拖累國家財政和經濟活力。嚴重少子化對創新力和技術發展也有負面影響，人口規模是創新力競爭中的基礎性變量，人口數量越多，不僅總體創新力會越強，而且人均創新力也會越強，這就是所謂的規模效應。此外，人口年齡結構對創新力也有影響。一般來說，30多歲是最適合創業的年齡，所以一個國家如果擁有大量30歲左右且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那么就會對其創新尤其是顛覆性創新很有幫助。相反，如果一個國家正在迅速老齡化，那么潛在的年輕發明家和企業家就會變少。老齡化社會還存在一種阻擋效應，如果老年人在企業和社會中占據了太多重要的崗位和資源，勢必影響年輕人晉升和鍛煉的機會，從而削弱年輕人創新和創業的活力。

為了提高生育率，中國在2025年出臺了育兒補貼政策，無論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領取3600元補貼，直至年滿3周歲。雖然國家育兒補貼政策預示著全面生育福利的起點，值得點贊。不過，與高昂的育兒成本相比，目前的育兒補貼金額還是不足以顯著提升人們的生育意愿。

那么，中國需要發多少錢，才能提升生育率呢？下圖是中日韓三國育兒補貼現值/人均GDP現值（左軸）與總和生育率（右軸）對比，其中，2026年是預估值，中國2027-2030年的數據是假設政策實施值。日韓育兒補貼現值和人均GDP均按照6%貼現率計算，進行18年貼現。從下圖可以看出，增量才能帶來增量，韓國育兒補貼現值/人均GDP現值在2021年只有1.6%，2022年上升到2.7%，2025年進一步上升到4.8%，所以近年生育率持續上升。反觀日本，雖然在2024年將育兒補貼范圍擴大了，但總體上近五年來育兒補貼金額提升力度不夠，若看一孩的育兒補貼現值/人均GDP現值，2025年水平是3.4%，還稍低于2020年的3.7%和2021年的3.6%，生育率也繼續下探，與韓國形成鮮明對比。

圖2 中日韓三國育兒補貼現值/人均GDP現值（左軸）與總和生育率（右軸）

參考韓國的上述數據，可以進行如下估算：

2023年韓國生育率下降到最低點0.72，2026年生育率預計上升到0.90，相當于2023年的1.25倍，也就是比2023年提升25%。

參考韓國的情況，如果未來三年中國要把生育率提升25%，即從2025年的1.0左右提升到1.25，育兒補貼現值/人均GDP現值需要達到4.8%，如果按照這個比例發放育兒補貼，相當于每月855元發到六歲，總額為6.2萬元。

上述估算是以韓國最低生育率的年份（2023年）和中國最低生育率的年份（2025年）為基準，生育率比基準年提升25%，育兒補貼現值/人均GDP現值需要達到4.8%。需要說明的是，上述估算可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但不一定很準確，因為近年韓國生育率上升，發錢雖然是主要因素，但可能還有其他一些次要因素，例如進度效應的影響。

但生育率僅僅提升到1.25還是遠遠不夠的，最終目標應該提升到更替水平。我們建議大幅提高育兒補貼金額，比如給予每個一孩每月補貼1000元，給予每個二孩每月補貼2000元，給予每個三孩及以上每月補貼3000元，直至孩子年滿18歲。

投資孩子是最好的基建

那么，補貼生育的錢從哪里來？可以有以下兩種途徑：

一是把原來投資于物的錢拿出一部分來投資于人。與多數國家相比，中國經濟建設財政支出占GDP比重偏高，而民生財政支出占GDP比重則偏低。基于IMF可比數據口徑，我們將中國與全體OECD國家、部分人均收入與中國接近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建設財政支出占GDP比重和民生財政支出占GDP比重分別繪制為散點圖，如圖3和圖4所示。

資料來源：IMF，世界銀行，各項數據為2018-2022年平均值

圖3 中國經濟建設財政支出占GDP比重偏高

資料來源：IMF，世界銀行，各項數據為2018-2022年平均值

圖4 中國民生財政支出占GDP比重偏低

可見，中國完全可以把原本計劃投資于“鐵公基”的資金，抽出一部分用來投資孩子，非但能立刻激活國內巨大的嬰童消費市場，而且還將為未來的社保、稅收和創新提供最核心的資產——高素質的人。這種從“硬基建”向“人基建”的投資轉向，是中國目前回報率最高、風險最低的宏觀決策。這也完全符合“十五五”規劃提出的“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

二是發行長期國債建立國家育兒專項基金。這個育兒基金在前期通過發行國債借錢發育兒補貼，后期則從稅收中提取一部分還債。專門用于育兒津貼的長期國債期限可定為30年左右，與一代人的時間大體匹配。發行這種長期國債，有利于體現代際公平，讓未來受益于這些勞動力的納稅人共同分擔當前成本；也有利于債務平衡，因為人口增長帶來的稅基擴大，將增強未來償債能力。

由于新生人口是生產要素、消費基數乃至未來的稅基，因此，發錢給養育家庭并不是成本，而是支持養育家庭的福利支出，可以看成社會對他們的父母養育未來納稅者的付出所做的補償。發錢給養育家庭也是公平的，因為這些家庭付出時間、精力和財力養育小孩，小孩長大后則通過消費、工作來支撐整個經濟，并通過納稅等方式直接貢獻社會。

結論：韓國近兩三年生育率回升的主要原因就是加大了發錢的力度，國內外的證據均表明，發錢的力度要足夠大，才能顯著提高生育率。中國已經進入物質全面充裕唯缺孩子的時期，現在投資孩子是最好的基建。大幅增加育兒補貼，短期有利于減輕家庭養育孩子的經濟負擔，提振消費，促進就業，形成經濟增長的預期；長期看，出生人口的增加能夠提升中國的創新力和綜合國力。當然，要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僅僅發錢補貼生育還不夠，還需要大力發展普惠托育服務、減輕家庭的教育負擔等。

文章選自繞梁說，2025年7月11日

梁建章：養娃應該領工資

人類社會的延續和發展，離不開兩大類的勞動或工作：

一是從事物質生產的工作，包括農業生產、工業制造、服務業供給等各行各業，這是支撐社會正常運轉的物質基礎——從人們賴以生存的衣食住行，到社會發展所需的科技裝備、基礎設施，再到提升生活品質的各類商品與服務，都來自于物質生產工作者的辛勤勞動，沒有充足的物質生產，人類社會的生存與進步便無從談起。

二是從事養育孩子的工作，這項工作貫穿孩子從出生到成年的全過程，涉及飲食照料、教育引導等多個方面，本質上關系到人類自身的繁衍與文明的傳承，直接保障著社會未來的生機與活力。一個社會或國家即便擁有再雄厚的物質財富，如果沒有新生力量作為接班人，終將陷入老齡化、衰退化的困境。

當今中國的物質生產已經全面充裕，在農業領域，中國糧食產量連續多年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2025年糧食總產量達到1.43萬億斤，人均糧食產量約500公斤，遠超國際公認的400公斤糧食安全線。不僅如此，“肉盤子”“菜籃子”“果盤子”同樣豐盛，走進各類大超市，都能看到來自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國的新鮮肉類、蔬菜和水果。

在工業領域，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在全球500種主要工業產品中，中國有40%以上的品種產量位居世界第一。大到汽車、輪船，小到螺絲釘，中國制造的身影無處不在，不僅滿足國內需求，還大量出口海外，在全球市場上占據重要地位。

在消費領域，中國消費市場規模持續擴大、呈現繁榮發展態勢，2025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50萬億元，數字消費高度發達；但從國際橫向對比看，中國居民消費率長期低于發達經濟體水平，內需不足仍是突出矛盾，提振消費是近年政府重點工作方向。

在物質全面充裕的同時，中國卻面臨著嚴峻的低生育率形勢，新生兒數量已經連續多年持續走低。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5年出生人口僅792萬人，創下歷史新低，由此推算的生育率僅1.0左右，不到更替水平的一半。

2025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已達23%，而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比上一年減少662萬人。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對社會養老負擔、勞動力供給等產生了深遠影響。隨著生育率下降，老年人口占比不斷增加，而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導致養老保障的負擔加重。

少子化也會對創新力和技術發展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影響創新的根本因素是人口，人口規模是創新力競爭中的基礎性變量，人口數量越多，可以投入的研發人員也就更多。這種人口越多、創新力越強的關系并非線性，而是具有遞增效應。也就是說，人口越多，不僅總體創新力會越強，而且人均創新力也會越強，這就是所謂的規模效應。而在一個快速老化和萎縮的社會中，技術發展會更慢，并且最終陷入停滯和倒退。

生育率不斷下降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生育養育孩子不但需要父母付出巨大的財務成本，而且還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

一是財務成本。生育養育孩子的財務成本涵蓋從孕期到孩子成年階段的持續性支出。首先是孕產期的醫療費用，包括產前檢查、分娩及產后康復等，費用因地區和醫院等級差異較大。嬰幼兒階段的核心開銷為奶粉、尿布、衣物及早期啟蒙教育；進入學齡期后，教育支出逐漸成為最大負擔，涵蓋學費、課外輔導、興趣班及學區房溢價等。此外，醫療保健、日常飲食、交通出行及娛樂休閑等生活費用貫穿始終。長期財務負擔則包括為子女儲備的高等教育基金，以及部分家庭為子女提供的婚嫁支持或購房資助等。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區、不同收入水平和教育觀念的家庭，實際支出差異懸殊，從基礎養育到精英培養，成本可能相差數倍。

二是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養育孩子的時間成本主要由休產假、陪伴照料孩子生活、做家務時間增加、閑暇時間和有報酬的工作時間減少導致。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主要是女性休產假導致與職場脫節，如果產假時間過長，長時間的離崗可能會造成工作技能下降，影響其返崗后的競爭力。同時，在婚育階段被調崗或降薪、被動失去晉升機會，是職場婚育女性可能遇到的不公平待遇。

雖然養育孩子需要付出大量的財務成本、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但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養育孩子所產生的巨大社會價值，卻主要由國家和社會享有：孩子長大后，會成為社會的勞動者，為物質生產、科技創新提供動力；會成為消費者，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循環；會成為創新者，推動社會進步、技術突破；會成為納稅人，為國家財政、公共服務提供支撐；而且，他們還承載著民族文化、語言習俗和群體基因的傳承，是文明延續的核心載體。這種“家庭付出、社會受益”的付出與回報錯配，讓家庭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承受了過重的負擔，久而久之，便會降低年輕人的生育意愿，而這種錯配，需要通過足夠力度的社會補償來糾正，讓家庭的育兒付出得到應有的認可與回報。

好在中央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十五五”規劃明確提出“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這一重要部署，標志著我國發展理念的重大轉變，從以往偏重物質積累，轉向物質投資與人口投資并重。

要提高生育率，需要改變重物輕人的思維，堅持以人為本、投資于人的理念。這需要從底層重構現有的經濟與社會認知模式——我們應當打破“只有從事物質生產服務才算工作”的固有認知，明確生育和養育孩子也應被視為對社會有益的工作，是一項需要投入大量時間、精力與金錢的系統性工作，并讓年輕人獲得與其付出相適應的收入。事實上，生育養育孩子所創造的社會價值，是無法用普通物質產品來衡量的，它不像工業產品那樣可以量化、可以即時變現，但其價值卻更為長遠、更為根本——它培養的是未來的勞動者、建設者，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核心人力資本，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這種價值是任何物質財富都無法替代的。

養育子女不僅是一項工作，而且是一份高級工作。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培養一個身心健康、人格健全、能夠自立自強的人，需要父母傾注大量的心血、足夠的耐心與科學的方法，需要在日復一日的陪伴中傳遞溫暖，在挫折磨礪中教會孩子堅守與成長，更需要父母不斷自我提升，以自身的言行舉止為孩子樹立榜樣。從各類對社會發展做出重大貢獻者的成長經歷來看，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家庭教育在個體成長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礎性作用。

在AI時代，一方面，由于AI提升生產效率，并且取代越來越多的工作崗位，物質生產更加充裕，甚至不需要太多的人的投入；另一方面，為幫助子女在AI時代獲得競爭優勢，父母需要為子女的技能培訓投入更多資源，孩子的養育成本反而更高。造成的結果是，整個社會有更多的時間和金錢，但是年輕人的困境是缺乏時間和金錢。所以養育孩子必須有體面的勞動收入或者育兒補貼，才會有更多的年輕人愿意生娃養娃。

因此，讓生育養育孩子的家庭獲得與其付出相適應的收入，給養育孩子的父母發工資，不僅是對他們辛勤付出的認可與回報，更是破解低生育率困境、推動“投資于人”戰略落地的關鍵舉措。2025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明確對3周歲以下嬰幼兒按每孩每年3600元發放補貼，這是對“養育工作價值”的初步認可與保障。現在需要進一步完善這一體系，將育兒補貼升級為“給養育孩子的父母發工資”，比如給每個一孩每月發1000元，給每個二孩每月發2000元，給每個三孩及以上每月發3000元，直至孩子年滿18歲，并與普惠托育服務、稅收抵扣等政策形成合力，能夠切實降低家庭養育負擔，提升年輕人的生育意愿，更能引導全社會形成重視生育、尊重養育的良好氛圍。

中國近幾年的投資率大約在40.6%-41.8%的區間，而世界平均投資率長期在23%-27%。可見，中國投資率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完全可以把原本計劃投資于“鐵公基”的資金，抽出一部分用來投資孩子。此外，還可以通過發行長期國債建立國家育兒專項基金來給養育孩子的父母發工資。從短期來看，能夠有效減輕家庭的育兒負擔，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釋放家庭的消費潛力，進而激活國內巨大的嬰童消費市場，包括嬰幼兒食品、服裝、玩具、早教、托育等多個領域的嬰童產業，并帶動相關產業鏈的繁榮，為經濟增長注入新的內生動力。從長期來看，出生人口的增加，也有利于提升中國的創新力和綜合國力。

文章選自繞梁說，2025年5月1日

梁建章：如何減少內卷

引言：

當“內卷”成為中國社會的普遍困境，我們應該如何解題破局？近日，在港大經管學院上海中心開幕儀式上，梁建章博士應邀發表演講。他從學者與企業家的雙重視角，分享了他的見解。以下為演講實錄（略有刪節）。

正文：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從一個學者、也是一個企業家的角度，看一看中國經濟和企業面臨的一個最大的卡點問題，就是怎樣減少內卷。

大家都知道，現在中國確實內卷比較嚴重——當然這要看我們怎么定義內卷。我先稍微把它定義得清晰一些：內卷，簡單說就是一種無效的競爭。本來通過更多的競爭應該創造更多的效益，但這種無效的競爭卻造成了雙輸甚至多輸的局面。這里面往往存在一個卡點，就是資源的瓶頸。無論你再怎么投入，這個卡點就把你限制住了。

舉個例子，比如高考、中考對稀缺學位的競爭。無論你怎么刷題，名牌大學的學位就那么多。如果不增加學位供給，大家再怎么競爭，結果還是被卡住。這其實就是一種經濟上的零和或負和博弈。

那么，宏觀上中國經濟現在面臨什么問題呢？就是很多行業的需求跟不上供給的增長速度。結果，無論企業怎么投入擴大生產、或者降價、或者提高效率，并不能創造太多額外的需求，反而導致價格越壓越低，企業越來越困難。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普遍的卡點，也是現在內卷現象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以旅游行業為例，我覺得很有代表性。去年攜程整體業績好，主要是海外業務增長快，我們在海外的投資也獲得了收益。但我們在國內的情況，其實和大行業的趨勢非常一致：國內旅游人數“溫和增加”，但供給增長太快了——無論是酒店、景點，供給的增長可能是兩位數。結果就是價格下降，這并不代表消費降級，因為五星級酒店還是有人住的，銷量還在上升，但價格可能下降了7%~10% 甚至更多。整體來看，銷量上升 5%，價格下降超過 10%，對單個酒店來說收入是下降的；對整個行業來說，如果按“價×量”來算，交易額幾乎沒有增長。所以，這是一個困境：需求增長慢于供給增長。

因此，中國經濟要解決這個卡點、解決內卷問題，關鍵就是要創造更多的需求。以往我們都知道靠投資拉動，包括企業投資和政府投資，但現在要增加需求，其實關鍵是要增加消費需求。那么，有哪些途徑可以增加消費需求呢？

第一，大力擴大外需，尤其是入境旅游。

中國的商品出口已經非常成功，但往往被忽略的一點是服務貿易的潛力還很大，其中最大的一塊就是入境旅游。這兩年隨著免簽政策放寬，入境旅游增長非常快，雖然基數還小，但已經是三位數的增長。我們也做了大量投入，在海外通過Trip.com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旅游，并且在上海黃浦區投入建成了一個沉浸式餐廳，專門面向入境游游客，反響非常好。現在中國入境旅游GDP 占比很小，但潛力非常大。比如泰國的入境游約占整個GDP的10%，歐美多個國家入境游占GDP比例在2%左右，現在中國還遠遠沒有達到這個數字，如果入境游能夠達到經濟的1%~2%的話，會是幾千億甚至上萬億的增量空間。當然還有一些卡點，比如簽證、上網等問題，但已經在改善，機會非常大。

第二，要讓消費者有更多的錢。

沒錢就沒辦法消費。現在的問題是處于通縮狀態，很多企業效益不佳，打工人的工作也不夠穩定，有錢人則可能因為通縮而推遲消費，等待價格進一步下降。這些都導致大家不太愿意花錢。我覺得最直接、有效、簡單明了的辦法就是“發錢”——通過財政赤字，給消費者發錢。不是發給企業去投資，而是要發給消費者。規模可以是GDP的2%~3%，幾萬億的水平。

很多人一聽說“發錢”“赤字”，會覺得不舒服，這是長期以來我們中國人“勤勞致富”、“不養懶人”、“量入為出”的思維慣性。但這次情況很特殊。一般狀態下，發錢確實可能帶來通脹等問題，因為供給是瓶頸。但中國現階段非常特殊：我們幾乎所有的商品都能自己生產，不光滿足自己，還供應全世界，產能非常充足，而且現在整體處于通縮狀態。所以，此時發錢不會引起通脹，反而能解決通縮和消費不足的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時間窗口，通過發錢可以同時解決通縮、消費不足、企業困難、就業不好等一系列問題。其他國家或其他階段可能不適合做，但中國現在恰恰應該做這件事。

第三，要解決生育率下降的問題。

什么樣的人最需要錢？是年輕人。他們可能還沒找到很好的工作，收入不高，還要談戀愛、結婚、生孩子。所以，應該給他們發錢。現在中國人口出生率出現了很大問題，這可以說是中國經濟最大的隱患。2016 年我們出生了1800多萬，今年可能只有800多萬，少了一半還多，約1000萬。這在人類歷史上和平時期是前所未有的速度。這已經帶來很多問題，比如很多二三線城市人口可能不再增長甚至下降，這會影響基礎設施、學校、醫院的需求預期，更嚴重的是長期會影響中國的創新力。

我研究過創新與人口的關系，尤其是年輕人口減少會對創新產生很大的拖累。中國過去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規模效應——制造業有制造業的規模效應，服務業有服務業的規模效應。而在新興的數字經濟領域，比如人工智能、互聯網、芯片、軟件、文化、游戲等產業，規模效應更強，因為邊際成本很低，而且用戶規模會產生數據，數據又能優化算法和體驗。中國的攜程、美國的谷歌都是先在本國市場憑借規模優勢取得成功，然后才走向全球的。小國在這些領域很難有這種優勢。

但問題在于，從2016年的1800萬新生兒到今年的800萬，這個變化是過去九年發生的。而一個人長大成為創新者，需要20多年的時間。所以，大概到2040年之前，中國經濟和創新力還會非常強，但2040年之后，我們可能就會被過去生育率的崩塌拖累。要解決長期創新和人才規模問題，必須現在就開始行動。給年輕人發錢，減輕他們的生育撫養負擔，是重要的一步。全球生育率都在下降，但中國年輕人的生育負擔幾乎是世界上最重的，如果全社會能共同分擔撫養成本，給他們支持，會有幫助。

第四，除了發錢，還要給年輕人更多的閑暇時間。

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勤勞的民族，平均每周工作49個小時，很多公司“996”盛行。但現在出現了工作時間的兩極分化：一些人加班很多，另一些人卻找不到工作。長遠來看，應該減少總體工作時間，比如每周工作三十幾個小時。在那之前，可以增加假期，比如春假、秋假，讓大家錯峰出游，而不是都擠在黃金周。我們公司也提供額外假期和混合辦公的選擇，讓員工有更多時間平衡家庭、出行和工作。

第五，這一點很難，但非常重要：教育改革，減少無效內卷。

如果給了年輕人錢和時間，但教育體系還是像現在這樣“內卷”，他們可能把多出來的錢拿去補課，多出來的時間拿去刷題，那還是沒有用。年輕人不愿意生孩子，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自己小時候太辛苦，不想讓孩子也這么辛苦。教育內卷的最大負面效應就是影響生育意愿。

怎么解決？首先要想，我們為什么要人為制造稀缺的學位？真的有必要通過層層篩選嗎？現在年輕人要經過中考、高考、考研，至少三輪篩選。中考如果沒考好，可能連普通高中都上不了。但高中學位真的稀缺嗎？尤其是在 AI 時代，很多課程可以個性化、高質量地提供給每個學生。我們人為制造稀缺，主要是為了篩選。那有必要篩選這么多次嗎？至少可以減少一次。我覺得中考應該盡快取消，或者淡化篩選。高考的簡化或改革更復雜，但長遠來看，大學本科教育也可以更標準化、更普及，把篩選往后推、盡量減少。這件事很難，需要社會共識，但至少中考改革應該提上日程。

總的來說，雖然內卷很難解決，但還是有一些立竿見影的措施可以做的。最直接的就是通過赤字方式給老百姓發錢，同時配合其他措施。

最后。

用一句話總結，當前中國社會減少內卷需要“四多一少”：多引外賓、多發錢、多生孩子、多放假、少考試。謝謝大家。

文章選自繞梁說，2025年12月12日

梁建章：創新需要人口和連接

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西北大學教授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法蘭西學院教授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美國布朗大學教授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們對創新驅動型經濟增長理論的闡釋。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聲明中指出，過去200年間，世界經濟增長速度空前高漲，其根基在于源源不斷的技術創新。持續的經濟增長源于新技術取代舊技術，這一過程被稱為“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

作為經濟史學家，莫基爾運用歷史資料，揭示了持續增長成為新常態的原因。他認為，如果希望創新在自我生成過程中相繼出現，我們不僅需要知道某種方法有效，還需要對其背后的原因進行科學解釋。他還強調了社會對新思想持開放態度并允許變革的重要性：當社會鼓勵理性與好奇心，當思想可以跨越國界自由流動，人類文明才能真正步入持續增長的時代。

而阿吉翁和豪伊特研究了持續增長背后的機制，他們構建了一個數學模型來解釋所謂的“創造性破壞”：當一種更新、更好的產品進入市場時，銷售舊產品的公司就會遭遇失敗。創新代表著新事物，因此具有創造性。然而，它也具有破壞性，因為技術過時的公司會在競爭中被淘汰。

《創新主義》關于創新造富的分析

我在《創新主義》一書中分析過，人類的發展歷史，其實就是一部科技創新的歷史，財富和創新力的關聯性也隨著時代進步變得愈加緊密。農業時代的財富主要取決于土地，工業時代還有相當一部分財富與石油等自然資源有關。但到了21世紀，一個國家的財富和國力主要取決于其科技創新能力。

為什么創新造富的速度越來越快呢？因為現在的創新往往出現在數字技術領域，數字技術的一個特點，就是能非常快速地復制和傳播，所以成功的數字科技公司往往能實現爆炸式的增長。另一個原因是全球化，創新的知識或者產品在全球化背景下傳播得更快、更廣。比如谷歌搜索引擎在美國取得成功以后，很快就占領了全球大部分市場，成了世界上最賺錢的公司之一。全球化的發展，使創新的回報比以往更為豐厚。此外，飛速發展的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會取代很多人類的日常工作。這些智能系統需要更多的人來參與創造，卻只需要更少的人來操作，所以更多的人力和財力會流向創新型企業，而那些以操作和運營為主的傳統企業則會被逐漸取代。

國家和企業層面的創新會創造越來越多的財富，個人層面同樣如此。與創新相關的工作不僅崗位數量暴漲，薪資報酬也越來越高。30年前，美國收入最高的職業是醫生和律師，但是現在最熱門的職業是軟件工程師，其薪酬已經超過了醫生和律師。

隨著創新造富的速度變快和強度變高，創新所占的經濟比重也越來越高。不單是高科技公司的市值增長迅速，從事研發的人員數量也越來越多，各個主要創新國家研發的費用以遠高于GDP增速的速度增長。2012—2022年，美國的研發投入占GDP的比例從2.7%增長到了3.4%，中國的研發占比則從1.9%增長到了2.5%。

創新也是人類和生命的意義

創新不僅是創富，而且也是人類和生命的意義。我在《創新主義》一書中分析過，創新和傳承的另一層含義是，人類自身基因的創新和傳承。

首先，人類與動物之間的本質區別就在于創新。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人類和動物在很多方面都有明顯的區別，比如身體結構、行為方式和社會組織等。但如果從最根本的方面來看，人類和動物最大的區別就是創新。動物的行為大多是靠本能，而人類不一樣。從最早的石器工具到現在的高科技產品，人類一直通過創新來改變自己和周圍世界的關系。人類能夠創造出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東西，比如復雜的語言、精美的藝術作品和先進的科學技術。這些都是創新的成果。

其次，生命和機器的本質差別在于生育。生命與機器在諸多方面存在顯著差異，這些差異從微觀的分子結構到宏觀的功能表現都有體現。但如果從最根本的屬性來看，生命和機器最大的區別就在于生育能力。從生物學角度看，生育是生命的基本特征之一。生命通過生殖細胞的結合或分裂來產生新的個體，這個過程不僅傳遞了遺傳信息，還為物種的進化提供了基礎。比如在有性生殖中，精子和卵子結合后會形成具有獨特基因組合的新個體，這種基因多樣性是物種適應環境變化和進化的重要動力。以人類為例，生殖過程不僅保證了人類的延續，還通過基因重組和突變產生了豐富的遺傳多樣性，讓人類能夠在各種環境中生存和繁衍。相比之下，機器的“復制”只是按照人類的設計和制造進行重復生產，沒有生命那種自我更新和進化的功能。

生孩子是一種基因的創新，生育是兩性繁殖，必然是傳承加上創新。人類基因組合的數量堪比天文數字，任何一個孩子的基因都獨一無二，所以每個人的誕生都是一種創新。通過創新和傳承來實現物種的長期繁榮，這是人類文明的終極目標。

歷史上，人類文明的成功得益于創新和傳承。人類文明今天的科技水平和人口規模，就是所有祖先通過創新和傳承為我們留下的財富，包括所有的科技創新、文化沉淀和巨大的基因池。

創新需要人口和連接

創新力源于很多聰明人的思想交流。因此，一個國家的創新力不僅取決于人口數量，還取決于其人口能力，以及內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人口能力是指人口中平均的個人能力，其中包括天分、教育、經驗、精力、溝通能力和冒險能力等等。內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是指本國和國外交流的暢通性，涵蓋信息、商品、資金等多種交流形式。一個比喻是，人類社會就像大腦，人就像神經元，神經元越多（就像人越多），神經元越活躍（就像個人能力越強），神經元之間的連接越多（就像內部和外部交流暢通），大腦就會越發達。

如果用一個公式表達就是：

創新力=人口數量×人口能力×（內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

從創新力模型的公式可以推導出四個人口效應：

1. 人口數量→規模效應。

2. 人口能力→老齡化效應。

3. 內部交流量→聚集效應。

4. 外部交流量→流動效應。

首先，人口數量越多，創新力就越強，這就是所謂的規模效應。人口眾多，一方面意味著市場規模更大，另一方面也意味著人才資源更豐富。對于人口大國的初創企業來說，可以更早實現量產，從而在本國市場取得成功后，迅速拓展到其他國家的市場。這種先發優勢在互聯網和人工智能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因為這些領域有大量的用戶參與創新，他們的使用會不斷優化算法。簡而言之，用戶越多，產品就越完善；用戶越多，產生的內容也越豐富。因此，當一個社交平臺、搜索引擎或人工智能算法在大國形成規模效應后，它們就能遠遠甩開小國的初創企業。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當今世界上最富有的網絡平臺公司大多來自美國和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

其次，公式中的人口能力涵蓋教育、經驗、年齡等維度。其中，創新能力和人口年齡有很大關系，一個老齡化社會的創新活力會大幅度下降，這是因為當龐大的中老年人占據了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時，年輕人得不到足夠的歷練，也缺乏人脈和話語權，最終就會缺乏晉升機會，創新和創業的積極性就會受到打擊。這很像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老齡化效應的結果，就是整個社會的創業和創新的活力大打折扣。

再次，還要看內部交流性和外部交流性。外部交流量是指國際交流的強度，內部交流量是指國內交流的強度。內部交流量的提升可以通過培育人口聚集的大城市，實現所謂的“聚集效應”。外部交流量的提升則需要保持國際交流的開放，尤其重要的是保持人員交流的暢通，即所謂的流動效應。

創新需要政策支持尤其是支持生育和開放的政策

近年來，中國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近幾年生育率只有更替水平的一半左右。由于育齡婦女數量下降、年輕一代生育意愿低迷等原因，未來中國的出生人口和生育率還有進一步下降的趨勢。

長期低生育率不但加重社會養老負擔，而且對經濟發展和創新力帶來負面影響。生育率崩塌必將導致中國年輕人口的規模在二十年后出現嚴重縮減，原本的規模優勢和年輕優勢會出現逆轉，導致中國科技創新能力大打折扣。

科技創新能力的倒退會拖累中國經濟和綜合國力。隨著AI時代的到來，越來越多的工作會被AI取代，哪些國家或者企業能夠創造出最先進的AI系統，就能獲得豐厚的利潤。因此整個世界的財富分配會進一步兩極分化，創造AI系統的國家的經濟實力，會遙遙領先于僅僅使用AI系統的國家。

近幾年，盡管遭到美國的封鎖和打壓，中國的科技實力仍處在上升通道。這得益于中國的巨大的科研人口和市場規模。如果喪失了這種人口優勢，很可能讓美國的封鎖策略得逞，導致中國淪為AI工具的使用者而非創造者，從而導致中國在全球的經濟競爭和財富分配中全面處于劣勢。

為此，必須盡快提高中國的生育率、保持中國的人口規模優勢。雖然中國在今年已推出育兒補貼政策，從2025年1月1日起，無論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領取3600元補貼，直至年滿3周歲。即便如此，現行的力度仍然遠遠不夠。

我們建議給每個一孩每月補貼1000元，給每個二孩每月補貼2000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稅減半，給每個三孩及以上的孩子每月補貼3000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稅全免。未來投入力度還應當隨生育狀態變化做進一步調整。

此外，根據創新力公式，外部交流量的提升也有利于促進創新。科技創新的關鍵要素，就是要讓中國科研人員和全世界的科研人員實現無障礙的國際交流。國際交流包括了信息交流、商品交流、資金交流、人員交流等各方面。中國在商品交流方面的開放已經做得很好，但是在信息和人員交流方面還很不夠，而人員交流是最深度的國際交流，因為很多科技創新的想法，不僅出現在學術文獻或者商品的文檔里，更多還是在科研人員和管理人員的腦子里。人員之間的互訪，尤其是和發達創新型國家之間的人員流動，是不可替代的深度交流。

近年來，中國出臺了一系列免簽政策，顯著推動了入境游。截至2025年9月，中國已對75個國家實行單方面免簽或全面互免簽證。入境游增加是對外開放的一個標志，對外開放則可以增加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創新力。入境游不僅可以帶來巨大的經濟價值，還能提升國際形象，提振科技創新和國際競爭力。要實現這些目標，除了要繼續提高簽證的便利性和加強對外形象宣傳以外，還需要進一步開放國際互聯網和社交網絡，給來華游客提供更方便的上網和手機支付以及更加方便的生活服務。

結論：

今年經濟學諾獎得主闡釋了創新驅動型經濟增長理論，而我在《創新主義》一書中也分析了創新力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一個國家的創新力不僅取決于人口數量，還取決于其人口能力，以及內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在AI時代，創新力的重要性將日益凸顯。人口與創新之間會互相促進，在人口增多之后，參與創新的主體規模也隨之擴大，反過來又為創新提供了更好的環境，同步推動人口規模和創新水平實現加速提升。要想提高中國的創新力，則需要加大生育支持的力度以提高現在過低的生育率，以及進一步促進國際交流。

文章選自繞梁說，2025年10月15日

CCG 圖書

● 出版 | 施普林格·自然集團

● 編著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中國與全球化”系列叢書（China and Globalization Series）由CCG主任王輝耀博士、秘書長苗綠博士主編，旨在匯聚全球多元視角，探討與中國及全球化相關的問題，剖析中國崛起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并闡述中國在全球治理、全球經濟、全球發展及全球安全領域所扮演的角色。該叢書首次匯集了來自中國及世界各地的200多位具有高度影響力的全球意見領袖、前政要、大使、知名學者和智庫專家、跨國公司CEO以及外國商會代表的觀點，打造一個平衡的全球視角。自2021年迄今，該叢書已出版11部，電子書下載量累計超過663萬次，在海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和廣泛討論。為方便廣大讀者閱讀，該叢書主要以“公開獲取”的方式出版，讀者可以在出版方Springer網站上免費下載幾乎全部書籍。

● 圖書鏈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團

● 作者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21世紀的中國與全球化》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變遷與理論發展，從技術與人本等新的視角觀察全球化，并做出全球化的界定，總結了后疫情時代新型全球化具備的特征，然后對中國融入全球化的歷史與現實進行了全面總結，用數據與事實說明，中國正在從全球化的受益者發展為反哺者，正在通過自身發展推動全球化進程，并嘗試承擔起更多國際責任，為全球治理創新貢獻方案。作者對全球化發展的理論和文獻做了梳理，回顧了全球化在世界和中國的發展歷程，指出全球化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本書從第四章開始，兩位作者對中國推動全球化實現包容性和公平性發展的路徑進行了探索，通過發揮中國的優勢和特點，讓中國為全球化發展注入新動力。作者基于長期的研究以及與國內國際、官產學各界有影響力重要人士的對話交流等，對中國的全球化發展路徑及全球治理創新等形成了新的思考，提出中國推動全球化發展的三大支柱與七大路徑。

● 出版 |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 作者 | 王輝耀

圖書介紹

本書深度剖析了中國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角色演變與抉擇，及其對全球未來的影響。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顧了中國融入全球化的歷程，展示了中國從一個封閉的農業國家逐步轉型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過程。書中詳細探討了中國在貿易、投資、跨國企業崛起等方面的角色變遷，以及教育、人才和文化紐帶在這一進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探討了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崛起及其對全球治理的影響。作者分析了中國在多極化世界中的地位變化，風云激蕩中的中國外交，中美關系的復雜性，以及中國在崛起的、更加一體化的亞洲中的角色。同時，還討論了中歐關系的發展與挑戰。第三部分審視了多邊主義面臨的挑戰和改革。書中探討了如何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尋找自由貿易的發展方向，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通過這些討論，展示出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積極參與和貢獻。

● 出版 |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 編著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對話世界：理解新時代的全球化》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全球化發展史”回顧了全球化的歷程，從古代貿易到現代經濟轉型，探討了全球化的起源與演變。通過與耶魯大學教授瓦萊麗·韓森、《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和《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的對話，揭示了全球化的多層次發展。第二部分“彌合全球不平等與赤字”探討了全球化帶來的不平等和治理赤字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巴黎和平論壇主席帕斯卡爾·拉米、亞洲協會副所長溫迪·卡特勒等嘉賓，分享了他們對全球經濟不平等、貿易體系和制度改革的看法。第三部分《權力轉移與大國關系》分析了21世紀的權力轉移和大國關系，特別是中美關系的復雜性。通過與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軟實力之父”約瑟夫·奈、布魯金斯學會主席約翰·桑頓等專家的對話，討論了大國競爭、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未來。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團

● 編著 | 王輝耀

圖書介紹

作為海內外決策層和廣大公眾理解中美關系時廣泛引用的框架，“修昔底德陷阱”將成為未來幾十年對全球秩序有決定性影響的問題。在與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王輝耀的對話中，格雷厄姆·艾利森就中美關系和中美地緣政治競爭、中國崛起、美國外交政策、美蘇關系、全球地緣政治、核武器、朝鮮問題、新冠疫情及影響等議題進行了深入闡述；全面、系統性地展示了艾利森對“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美經濟、金融、科技、軍事、外交等多個方面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和競爭的看法；深入而透徹地分析了中美雙方實力的變化，以及發生戰爭的風險；坦誠而直率地提出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和建議。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團

● 作者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我向世界說中國》是由全球化智庫（CCG）主任王輝耀和秘書長苗綠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國對外敘事及話語權重塑”問題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據悉，該書講述了全球化智庫近年來立足芒克辯論會、慕尼黑安全會議、巴黎和平論壇、達沃斯論壇等知名國際舞臺，與各國政商學界知名人士暢談國際時局與未來趨勢，回應各方對于中國的關切和質疑，詮釋中國的發展模式，降低外界對中國的誤解，通過多層次、多主體、多元化、多渠道國際交流及傳播，以全球視野講述時代中國，積極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的生動故事。同時，本書立足國際形勢變化和全球傳播新格局，針對中國應當如何開展對外交流和傳播工作、如何創新外宣方式講好中國故事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淺出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