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條勵志新聞翻車了！

hi，我是胖胖。

陳獨秀執筆的《敬告青年》中，六義里就有一條是“實利的而非虛文的”，意思是不要用美麗的修辭遮蔽實際處境。

我就在想，這位在1915年創辦《青年雜志》，次年改名《新青年》的先賢，曾在安徽辦過《俗話報》，曾因登載文字被清廷通緝，曾執北大文科學長之印，與胡適、魯迅、錢玄同諸君同聲相應，當年的六義并列，給當時一整代沉淪于“忠孝節義”虛文中的青年人開了一劑猛藥。

后半生屢仆屢起，三次入獄，死在江津一間陋室里，臨終前還在寫一本《小學識字教本》。這一輩子，他幾乎沒有一天不在和“虛文”作戰。

假設，當他和那一代先賢的靈魂穿越歷史，俯瞰我們這一時代面向大眾的媒體時，又該是怎樣的含血噴天？

他們當年要打倒的“虛文”，今日換了一個新名目：

這是從事外賣員的朋友發來的新聞。

不得不說，它們還是在一如既往般地信口雌黃、涂脂抹粉的粉飾太平。

照常識和邏輯，一個人一天跑136單，按14小時算，平均6分鐘一單，按一天24小時算，每635秒一單，且要不吃、不喝、不睡、不上廁所，這是在數學上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勞動密度吧？

更何況，他還是聾啞騎手，也就是說，他在那套以“分秒”為單位計算懲罰的派單系統里，先天就失去了即時聽覺溝通這一項最基本的勞動憑借。

部分干這行的網友按捺不住，回了幾條：

就問問這家媒體，感動是從哪里生出來的？

如果這里不存在任何造假、造神嫌疑，那我看到的僅僅只是一個具體的人被極限壓榨。

把一個人在高壓系統里拼命求生的狀態，改寫成普通人靠雙手掙出來的尊嚴，潛臺詞是不是——原來一個殘障人士，要跑到一天136單，才有資格被你們高高在上地高看一次？

還有，這則報道里，不提社保、工傷、抽成、算法，不提另外殘障人士在求職市場上屢屢碰壁那一句輕描淡寫背后的就業之歧，也不提一個聾啞騎手在城市機動車流里騎行十幾個小時的安全邊界，你們又意圖掩蓋什么？

對，他多努力，也沒放棄，媒體欲言又止的意圖，我想可以嘗試替你們說出來：

你還有什么資格抱怨？你還有什么資格躺平？

聲明在前，我不是說李軍本人不值得尊敬。

假設造神的條件可成立，一個對殘障者并不友善的環境里，仍然努力維持自己的生活與尊嚴，這是人的韌性。

我批判的，也只是這種媒體。

視若無睹于算法、抽成、超時、社保、工傷、歧視，反過來對著大眾，大言不慚、毫不避諱地，把一個具體的人，捧成一尊神。

白居易親見割麥者，寫過一首《觀刈麥》：

“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饑腸。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

一個領俸者，看見一個窮得只能拾穗充饑的婦人，他寫下來的第一反應是“私自愧”——慚愧到整日不能忘。

這是一千二百年前一個士人的倫理，同為領俸者，你們又繼承了何種先人之遺志？

民國年間，陳渠珍從西藏一路死里逃生回到湘西，妻子西原死在途中，他用古文寫下《艽野塵夢》，一字未嘗粉飾。

那個時代的人，下筆寫苦難，是把骨頭一根一根拾起來給人看的，而你們是把骨頭一根一根包上糖紙，端出來勸慰人吃下去的。

昨晚，在沈陽網還看到這樣一條：

我能說什么呢？為什么不向上述的大哥學習？

當然，這事我一以貫之的立場是，父母對子女不是施恩，孩子被帶到這一世，他自己沒有任何選擇權。然后呢？

我又何嘗不是站在道德高地指責她？

22歲有2歲的孩子，也就是說，她可能也是在自己都還沒真正具備選擇能力的年紀，做了選擇，未歷彼苦，我不敢妄斷其人。

她20歲那年把這孩子生下來的時候，未必不是真心抱著想給他一份愛的念頭。

可她已經被現實碾過了兩年。

她的父母在哪里？孩子的父親在哪里？她為什么是一個人在街上提著三份外賣、當著兩歲的孩子哭崩潰？

可能母親是受害者，孩子也是。

他們之間還構成了一種被迫的互相傷害關系，只是其中一個把絕望砸在了另一個無辜者身上罷了。

我是個淚點很低的人，但如我這般虛偽之人，有時候又不得不咬著牙，把那些快要溢出的情緒藏回去，強裝鎮定，哪怕隔著屏幕，也養成了習慣性掩飾淚痕。

臨時想到王粲一首《七哀詩》，結尾分享一下吧：

“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