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說法】新公司法下，董事會程序有瑕疵，什么時候能推翻、什么時候只能認？

新公司法下，公司決議效力采用了“三分法”的制度設計，將公司決議效力分為不成立、可撤銷與無效三種類型。既防止中小股東因微小瑕疵就惡意推翻公司決議，干擾正常經營，也防止控股股東對公司的不當操縱損害公司或中小股東的利益，是公司治理與訴訟精細化的表現，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務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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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文書字號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22)京03民終12840號民事判決書

2.案由：買賣合同糾紛

3.當事人

上訴人（原審原告 ）：北京C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下稱“C公司”）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 ）：北京城建D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下稱“D公司”）

原審第三人：陳某

原審第三人：鄭某臣

原審第三人：史某

原審第三人：賈某森

原審第三人：左某東

4.案例來源：北大法寶

基本案情

D公司成立于2005年7月8日，股東為C公司與北京城建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城建公司”），C公司持股45%，城建公司持股55%。D公司董事會成員共有5人，陳某、鄭某臣、史某3名董事由城建公司委派，賈某森、左某東2名董事由C公司委派，陳某任董事長。2017年5月5日，D公司向各董事發出召開董事會的通知，議案為：解除城建公司與D公司于2011年簽訂的《合作經營協議書》。后D公司董事會如期召開，會議應到董事5人，實到陳某、鄭某臣、史某3人，賈某森、左某東2名董事缺席。會議由董事長陳某主持，由出席會議的3名董事表決，通過了解除《合作經營協議書》的決議。董事會決議做出后月余，C公司向D公司、城建公司提出異議，要求撤銷董事會決議，各方協商未果，C公司遂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確認董事會決議不成立。

訴辯雙方主張

C公司的主要主張：

1.董事會應由董事長召集，不應當由D公司召集。因董事會會議的召集程序和主體不合法，董事會實際未能召開。

2. D公司未將會議通知發送給賈某森、左某東兩位董事，以致缺席董事會，城建公司委派的3名董事在案涉董事會決議中應當回避表決，董事會會議應視為沒有任何有資格的董事參加，董事會并未實際召開。

3.董事會通知中的內容與實際決議的事項不一致，決議中的第二項、第三項內容均未在通知中體現。

4.基于前述三點理由，請求依法確認董事會決議不成立。

5.即便一審法院認為董事會決議應屬于“決議無效”的情形，一審法院應當直接判決董事會決議無效，不應當受到C公司訴訟請求的限制。

D公司的主要主張：

1. 董事會決議已經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履行了會議通知、召集及表決程序，并對決議事項進行了表決，決議依法成立，賈某森、左某東系已確認參會但無故缺席，屬于自行放棄權利。

2.一審法院及C公司認為城建公司委派的3名董事應當對關聯事項回避表決沒有法律依據。關聯董事回避表決僅適用于上市公司，D公司作為非上市公司，不應該參照適用該規定。

3.董事會決議內容是否違反《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21條的規定，應當屬于公司決議效力確認糾紛的范圍，不屬于本案審理范圍。

鄭某臣、陳某、史某三位董事（系大股東城建公司委派）的主要主張：

1.本案不存在《公司法解釋四》第5條規定的公司決議不成立的情形，C公司的主張與沒有事實與法律依據。

2.關聯交易不屬于公司決議不成立的法定情形，且根據公司法的規定，國家控股的企業間不僅因為同受國家控股而具有關聯關系，因此D公司與城建公司不構成關聯交易。

3.C公司關于未收到會議通知及議案的主張與董事賈某森對外發送的手機短信內容相矛盾，也與C公司在另案起訴狀中陳述的事實相矛盾。

賈某森、左某東兩位董事（系小股東C公司委派）的主要主張：與C公司的意見一致。

案件焦點

本案的核心焦點為：

案涉董事會決議是否成立。

裁判要旨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公司法》（2018修正）第21條第1款、第2款規定了董事決議“無效”的情形，《公司法司法解釋四》第5條規定了公司決議“不成立”的情形。本案中C公司主張董事會決議不成立的理由有三個，其中董事會召集程序和主體不合法、董事會通知中的內容與實際決議事項不一致這兩個理由應系董事會決議是否撤銷的理由；董事會未實際召開是C公司主張的第三個理由，但在案證據證明董事會已實際召開，故C公司請求確認董事會決議不成立的訴訟請求無事實與法律依據。城建公司與D公司簽訂《解除協議》的行為已被另案生效判決確認為無效的關聯交易，[1]根據公司法關于關聯股東回避、董事回避表決制度的立法目的，與董事會決議有關聯關系的董事應當回避表決。城建公司派出的董事并未在此次董事會中回避表決，D公司做出的董事會決議應屬無效，C公司可以另行主張權利。判決駁回C公司的訴訟請求。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D公司如期召開董事會，形成了董事會決議和董事會會議記錄，董事會決議不存在《公司法解釋四》第5條規定的情形，案涉董事會決議成立。D公司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學習與思考

一、本案兩級法院的裁判思路淺析

本案一審法院認為，《公司法》（2018修正）第22條第1款規定的是公司決議無效的情形，該條第2款規定的是公司決議可撤銷情形，《公司法解釋四》第5條規定的是公司決議不成立的五種情形。本案C公司基于三個理由，提出了案涉董事會決議不成立的訴請，這三個理由中，關于“董事會召集程序和召集主體不合法”的問題屬于前述22條第2款規定的決議可撤銷的情形，關于“會議通知內容與實際決議內容不一致”的問題屬于決議無效或決議可撤銷的情形，不屬于決議不成立的情形。關于“董事會未實際召開”的問題，從庭審舉證情況來看，案涉董事會已實際召開，故C公司關于董事會決議不成立的訴請不成立。此外，一審法院認為，根據另案生效的民事判決，本案簽訂《解除協議》的行為屬于關聯交易，且該交易損害了D公司的利益。一審法院同時對公司法關于上市公司關聯董事表決回避的規定進行了擴張解釋，基于該擴張解釋，一審法院認為大股東城建公司作為關聯交易方，其委派的3名董事應當回避表決，但即便如此，董事在應回避而未回避的情況下作出的董事會決議因其內容違反了法律的強制性規定而屬于無效，即屬于公司法《公司法》（2018修正）第22條第1款規定的情形，C公司可另行主張董事會決議無效，依然不能主張董事會決議不成立。以上即為一審法院的裁判思路。

二審法院直接以《公司法解釋四》第5條的規定作為判定董事會決議是否成立的依據。并認為我國公司法對于限制行使表決權的規定，僅適用于關聯擔保、上市公司關聯交易的情形，D公司作為有限責任公司，本案并不適用關聯董事回避表決的規定，即使C公司認為董事會決議損害了D公司利益，依然不能據此否認董事決議的成立，C公司應當另行尋求救濟機制。

兩級法院對該案的審理思路大致相同，區別在于關聯董事是否回避表決的問題上，兩級法院所持觀點不同。一審法院通過類推的方法進行了擴張解釋，認為應當適用上市公司關聯董事回避表決的規定，二審法院則嚴格遵從文義解釋，認為不應當擴張適用，盡管兩級法院在這個問題上存在歧見，但不影響最終裁判結論的一致性。

二、關于公司決議效力瑕疵的立法沿革

從立法體例上來看，2005版、2013版以及2018版的《公司法》對公司決議效力僅規定了無效與可撤銷這兩種類型，分別體現在該法的第22條第1款和第2款。2017年發布的《公司法司法解釋四》第5條首次規定了公司決議不成立的情形，這就是所謂的公司決議效力的“三分法”。《公司法》（2023修訂）在立法體例上將公司決議無效、可撤銷這兩種情形分條列示，并正式將公司決議不成立的情形入法，從立法層面實現了“三分法”，這分別體現為2023版公司法的第25條、26條和27條。

從內容上來看，2023版公司法有兩處明顯的變化，一是對于公司決議可撤銷的情形增加了一年除斥的期間的規定，實現了與《民法典》的銜接。二是對于公司決議不成立的情形，刪除了“導致決議不成立的其他情形”這個兜底的規定，將公司決議不成立的情形限定為決議程序存在嚴重瑕疵的四種類型。從立法層面明確將會議重大召集瑕疵歸入決議可撤銷的類型，[2]意圖避免因兜底條款的存在導致法律適用上的爭議與困惑。

三、新公司法下公司決議效力瑕疵的類型區分

新公司法下，對于公司決議效力的三種瑕疵類型進行了區分。對于決議無效的類型，其核心特征在于決議內容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通常涉及損害國家、社會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合法權益，屬于內容上的嚴重瑕疵。對于決議可撤銷的類型，其核心特征在于程序瑕疵或內容違反公司章程，但決議的形成過程已然完成。可撤銷情形下的程序瑕疵屬于重大召集程序瑕疵，可撤銷情形下的內容瑕疵系指決議內容違反公司章程的規定，而非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對于決議不成立，其本質特征在于根本性的程序缺陷導致法律行為未完成，決議缺乏基本的成立要件。

決議不成立與決議可撤銷（程序瑕疵型）的區別在于決議程序瑕疵的嚴重程度，決議無效與決議可撤銷（內容瑕疵型）的區別在于決議內容違反的規定的性質，如果違反是公法性質的強制性規定則為屬于無效，如果違反的是公司章程的規定則屬于可撤銷。概言之，如果內容的違反達到嚴重程度，屬于無效；如果程序的違反達到嚴重的程度，屬于不成立，對于內容的違反或程序的違反達到重大程度但未達到嚴重程度的，則屬于可撤銷。

從訴訟類型上來看，決議不成立之訴與決議無效之訴屬于確認之訴，決議可撤銷之訴屬于形成之訴。形成之訴要受到除斥期間的限制，而確認之訴則不受除斥期間的限制，任何時間均可提起訴訟，這在公司偽造會議決議的情形下，股東可提起決議不成立之訴，對于中小股東的利益保護具有重要的實務價值。

總之，新公司法下“三分法”的制度設計豐富了裁判者的工具箱，也為當事人各方提供了精準的訴訟武器，帶來不同的訴訟規則和后果。既防止中小股東因微小瑕疵就惡意推翻公司決議，干擾正常經營，也防止控股股東對公司的不當操縱損害公司或中小股東的利益，是公司治理與訴訟精細化的表現，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務意義。

注釋：

[1] 參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21）京民終422號民事判決書。

[2] 參見高章水 劉晨：《召集瑕疵語境下公司決議效力的類型化區分——兼評“劉某與江某、佛山某商貿有限公司決議糾紛案”》，載《天津法學》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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