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席談｜專訪金曉文：拉美“右轉”背后是政治極化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編者按 今年以來，右翼候選人在哥斯達黎加、哥倫比亞、秘魯的總統選舉中先后勝出，延續了2025年右翼政黨在厄瓜多爾、玻利維亞、智利、洪都拉斯等國選舉中“得勢”的趨勢。在拉美“前所未有地加速右轉”的過程中，“唐羅主義”扮演了什么角色？又有哪些內部因素推動右翼上臺？在拉美政治“鐘擺效應”的常態下，這一次的“右轉”浪潮是否會持續？帶著這些問題，文匯報記者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拉美研究中心秘書長金曉文。

遭美國強行控制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3月26日在美再次出庭之際，委民眾在首都加拉加斯舉行集會，高喊口號聲援馬杜羅，譴責美國政府“單邊司法”和“霸權主義”。 新華社發

文匯報：在當前拉美地區“右翼鞏固、左翼退潮”的政治格局中，“唐羅主義”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金曉文：自去年12月美國發布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后，美國加大了對拉美國家的干預力度。在拉美國家“左退右進”的政局變化中，美國至少發揮了三方面作用：

一是制造“寒蟬效應”。今年1月，美國對委內瑞拉發動軍事行動，強行擄走馬杜羅總統夫婦并在美國對其進行非法“審判”。此后美國又不斷升級對古巴的封鎖和制裁，向巴西揮舞“關稅大棒”，這一系列舉措均直指拉美左翼政權，一定意義上強化了拉美右翼的民眾基礎。在拉美政治極化加劇的背景下，一部分中間選民更有可能選擇親美右翼候選人，以期換得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不至于因美國的無端干擾而影響本國發展。

二是直接干預拉美國家的選舉。近兩年來的拉美國家選舉中，美國頻頻高調介入。例如，今年哥倫比亞總統選舉特朗普總統直接背書極右翼候選人德拉埃斯普列亞；而在去年洪都拉斯總統選舉中，特朗普也以威脅切斷援助的方式明確支持右翼候選人阿斯富拉。在美國的支持下，一方面能夠使拉美右翼選民的選票相對集中化，另一方面也會影響部分中間選民，最終有利于親美右翼勝選。

三是推動拉美右翼的聚攏。自特朗普第一任期開始，美國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就開始向拉美滲透，巴西前總統博索納羅、阿根廷總統米萊、智利總統卡斯特等右翼政治勢力均積極參與其中，強化右翼之間的跨國網絡。拉美國家因社會文化環境相似，歷史上出現過多次“滾雪球效應”，而右翼之間的聯合也能幫助右翼候選人交流經驗、獲取競選資源，某種程度上助推了拉美政局的“右轉”。

5月18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等待繼續北上前往美墨邊境的移民在臨時避難所休息。新華社發

文匯報：如果把“唐羅主義”的推波助瀾視作外部因素，那么決定拉美地區“政治鐘擺”右移的內部因素又是什么？

金曉文：相對于美國因素的影響，拉美國家內部因素應當說是推動右翼上臺的根本動因。此次拉美“政治鐘擺”右移，與其說是拉美右翼“做對了什么”，倒不如說是拉美左翼“做錯了什么”，歸結起來大致有兩點：

首先，執政績效是影響拉美左翼執政的首要問題。自2018年后，拉美又掀起了一股左翼上臺執政的浪潮，相較于本世紀初左翼執政周期，此次左翼執政面臨大國博弈加劇、新冠疫情暴發、全球經濟增長疲軟等一系列挑戰，這也使執政問題逐漸暴露。左翼治國理政表現出的諸多問題，大致可以概括為發展與安全兩方面。在經濟發展領域，拉美左翼執政期間經濟增長乏力，貧困、失業、通脹等問題長期未得到有效解決，不僅未能滿足民眾的期待，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社會問題的發生。而在公共安全領域，近年來伴隨著移民的大規模流動、跨國有組織犯罪集團的活躍，社會治安問題變得愈發突出。左翼政府在應對社會治安問題上顯得力不從心，這就使右翼候選人提出的恢復社會秩序、通過“鐵腕”手段解決治安問題等執政理念贏得選民的認可。

其次，拉美左翼內部分化助推右翼重新崛起。除了執政績效影響外，部分拉美國家左翼力量的分化也稀釋了選票的集中度。以玻利維亞為例，左翼“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出身的兩位前總統莫拉萊斯和阿爾塞在大選前矛盾加劇，政黨內部的政治斗爭最終導致中右翼候選人帕斯當選總統，“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失去了近20年的執政地位。同樣在厄瓜多爾，前總統科雷亞卸任總統后左翼力量始終未能得到有效整合，這也使右翼候選人能夠持續在大選中獲勝。

此外，面對長期存續的腐敗、治理失效、政治不穩定等問題，民眾的求變心理也在不斷積聚。民眾或是選擇德拉埃斯普列亞這樣的政壇“局外人”以期尋找新路，或是選擇秘魯前總統阿爾韋托·藤森之女藤森慶子這樣具有歷史傳承的候選人以期重塑預期，政權更迭也就成為民眾重建新希望的方式。

秘魯6月7日舉行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右翼政黨人民力量黨候選人藤森慶子當選。 新華社發

文匯報：這些拉美國家“右轉”的“路數”是否相同？在經濟、社會與外交領域具備哪些共性和差異？

金曉文：由于拉美國家面臨的問題具有一定相似性，這些新當選的拉美右翼候選人政見主張也有一定重合度。概而言之，至少有三方面的共性特征：

第一，在經濟領域傾向自由市場與對外開放。相對于拉美左翼普遍注重社會再分配、提高社會福利、強調資源主權，拉美右翼更傾向于放松國家干預、主張市場化改革、吸引外國投資。例如，智利總統卡斯特提出精簡公共部門、簡化監管程序、放寬外國投資限制等政策，同阿根廷總統米萊推行的政策在理念上是一致的。

第二，在社會領域推崇用強硬手段重建社會秩序。拉美公共安全問題當前已成為民眾關注的一大焦點，右翼候選人普遍在競選時表態要用強硬手段加以應對。無論是智利總統卡斯特對皮諾切特軍政權的欣賞，還是哥倫比亞當選總統德拉埃斯普列亞揚言要在叢林中建十座超大型監獄，都體現了拉美右翼將應對國內安全形勢惡化擺在了突出位置。

第三，在外交領域持有更鮮明的親美立場。傳統上拉美左翼更強調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拉美右翼更傾向于同美國等西方國家保持密切的合作關系，在此輪選舉中，這一特征并沒有發生改變。幾乎所有當選右翼總統均表達了加強同美國合作的愿望，這也預示著拉美對外政策存在著某種調整的可能。

當然，當選的右翼總統中又區分出玻利維亞帕斯、哥斯達黎加費爾南德斯等溫和右翼，以及智利卡斯特、哥倫比亞德拉埃斯普列亞等極右翼，其根本區別在于對經濟和社會政策所持有的激進態度。極右翼傾向于用相對激進的手段來解決經濟社會問題，如信奉極端保守主義思想、不惜以超常規手段維護社會秩序等，這同溫和右翼推崇的多元主義、法治等理念并不完全一致。不過，對于這些新當選的拉美右翼政權，不僅要“聽其言”，更應“觀其行”。在競選過程中，候選人為了達到選票最大化的目標，往往政見主張的表達相對激進化。但在具體執政過程中，受到執政績效、政黨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制約，其施政方略會更趨務實。

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第九屆峰會9日在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爾巴舉行。會議呼吁拉共體各國積極推動地區一體化，以應對美國濫征關稅和移民政策所帶來的挑戰。 新華社發

文匯報：拉美“右轉”浪潮下，原有區域多邊機制將何去何從？區域一體化進程以及地區自主發展會受到怎樣的長期影響？

金曉文：拉美地區存在較多的區域多邊機制，但并非所有的多邊機制均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拉美走獨立自主、區域聯合之路。例如，以拉共體為代表的區域機制倡導地區團結合作、維護地區和平，但以所謂“美洲之盾”為代表的區域機制則以意識形態劃界，推行“泛安全化”政策，本質上是在拉美制造分裂、強化美國對拉美的控制。

傳統上拉美左翼更支持區域一體化，倡導走聯合自強之路，而極右翼力量對區域一體化持懷疑態度，在巴西前總統博索納羅執政期間，就宣布退出拉共體、南美洲國家聯盟，拉美一體化進程陷入停滯。而此輪拉美“右轉”更是伴隨著美國大肆推行“唐羅主義”這一大背景，這不僅意味著拉美國家很難維持聯合自強的道路，還可能有更多拉美國家加入美國主導的關鍵礦產聯盟、“美洲之盾”等合作機制，打造排他性的區域機制，這將對拉美自主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拉美“右轉”的背后，是政治極化、政治碎片化的趨勢日益加劇。今年哥倫比亞總統選舉第二輪，右翼候選人德拉埃斯普列亞（中）僅以約25萬張選票勝選。新華社發

文匯報：從歷史上看，左與右的“鐘擺效應”是拉美政治常態。此次拉美“右轉”浪潮是否具備可持續性？未來左翼是否會再度回歸？其關鍵變量又是什么？

金曉文：從近年來拉美選舉情況來看，拉美國家涌現出更多右翼上臺執政只是選舉政治下的一個結果，如果從選舉政治的過程來看，相對于右翼回潮而言，更應看到拉美政治極化、政治碎片化的趨勢在加劇。今年哥倫比亞總統選舉第二輪，右翼候選人僅以約25萬張選票勝選；同樣在秘魯總統選舉第二輪，右翼候選人更是以0.27%的微弱優勢險勝。而在議會中，左翼政黨更是占據著重要地位，可以說左右翼正處于勢均力敵的態勢，如若無法展現出團結的姿態、高超的政治手段，右翼執政將面臨較大挑戰，左翼回歸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實際上，影響左右翼上臺執政的關鍵變量都是一致的，即執政績效和政治凝聚力。拉美國家長期以來受到經濟發展遲緩、收入分配不公、社會治安欠佳等問題的影響，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執政，民眾均期待解決上述問題。然而，右翼注重經濟增長卻忽視收入分配，左翼注重提高社會福利卻無法兼顧財政可持續性和經濟效率，“求變”也就長期成為拉美民眾重塑希望的方式。而無論是左右翼執政，又都容易受到腐敗、政治分裂等問題的影響，這就導致左右翼來回搖擺成為一種常態。

從根本上說，真正關鍵的并不是左翼還是右翼執政，而是要找到一條真正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惟有堅定走獨立自主道路，深化務實合作，提升治理能力，拉美國家才能更好地解決現實問題，實現持久穩定發展。

原標題：《天下一席談｜專訪金曉文：拉美“右轉”背后是政治極化》

欄目主編：劉暢 文字編輯：劉佳雯

來源：作者：文匯報 陸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