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時代，哲學何為：邁克爾·弗里德曼的哲學遺產

2025年3月24日，美國哲學家、斯坦福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邁克爾·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在與病魔斗爭多時之后最終與世長辭。

本文為紀念弗里德曼教授而作。在回顧他的職業生涯和學術成就基礎之上，筆者力圖挖掘他的哲學遺產。本文認為，對弗里德曼的哲學觀進行批判性解析，可為回答“科學時代，哲學何為？”這一歷史性問題提供關鍵啟發。

撰文｜哲理廬

導語

弗里德曼的職業生涯和學術成就

如果僅就當下全世界學院哲學的狀況而言，弗里德曼的職業生涯雖然亮眼，但也并非獨一無二。一方面，他曾經長期擔任斯坦福大學哲學系講席教授；但另一方面，從美國的講席教授到中國的長江學者，類似學術界天花板且可保證名利雙收的位置在全世界知名大學并不稀奇。弗里德曼在2019年的一次題為《哲學、科學和歷史：一個個人視角》（“Philosophy, science, and history: a personal perspective”）的演講中回顧了自己的職業生涯。根據這次演講內容，弗里德曼一生從未前往工業界工作；他和大多數在學院內謀生的哲學學者一樣，從博士研究就開始了“打怪升級”的過程。按照弗里德曼自己的說法，1947年出生的他從少年時期開始就在父母（父親為英文系教授，母親甚至和兒子一起拿到了哲學本科學位）影響下對人文類哲學—特別是存在主義和宗教哲學—興趣濃厚。

邁克爾·弗里德曼（1947-2025），曾任美國斯坦福大學蘇佩斯講席哲學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康德、邏輯經驗主義、科學哲學史、物理學哲學等。

不過，在1965年到1969年求學紐約城市大學期間，弗里德曼的哲學興趣開始轉向數理邏輯和科學哲學。1969年，弗里德曼遇到了職業生涯中第一個重要的引路人，邏輯經驗主義者亨普爾（C. Hempel）。和其他邏輯經驗主義者一樣，亨普爾來自歐洲大陸，于納粹德國肆虐歐洲之際移民美國，當時在普林斯頓大學任職。在亨普爾的鼓勵和幫助下，弗里德曼從1969年開始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其間他結識了庫恩（T. Kuhn）和自己的博士生導師葛雷默（C. Glymour）。庫恩當時已經完成了名著《科學革命的結構》，而葛雷默之后會去卡耐基梅隆大學創建一個以研究形式化知識（數學、數理邏輯和計算理論）為特色的哲學系。在博士研究期間，弗里德曼的工作主要圍繞時空理論展開，但他同時對康德哲學和邏輯經驗主義產生了濃厚興趣。1973年，弗里德曼獲得博士學位，完成了題為《時空理論的基礎》（Foundations of Space-Time Theories）的論文。

博士畢業之后，1973年到1975年期間弗里德曼首先在哈佛大學獲得了一個“折疊教席（Folding chair）”。所謂“折疊教席”的說法堪稱形象，指該教席在3年之后會期滿消失，沒有轉為長聘職位的機會。換言之，該教席類似今天全世界名目繁多的短期教學或研究崗，名義上提供教授席位，但實際只是一個短期博后職位。不過，弗里德曼的職業生涯很快走向正軌。1975年到1982年之間，他任職賓夕法尼亞大學，并在1978年獲得長聘副教授職位。1982年到1994年期間，弗里德曼于芝加哥伊利諾伊大學任職，他在短暫擔任長聘副教授之后轉為正教授。其間他和著名牛頓專家、物理學史家和哲學家斯泰因（H. Stein）保持密切交流。1994年到2002年，弗里德曼任職印第安納大學。在此他不僅獲得了霍爾（R. N. Hall）藝術和人文講席教授職位，還曾長時間擔任該校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系主任。從2000年開始，弗里德曼開始在斯坦福大學擔任教授。在2000年到2015年期間，弗里德曼是雷穆斯（F. P. Rehmus）家族人文講席教授。從2015年開始，他擔任蘇佩斯（P. Suppes）講席教授。在斯坦福大學期間，弗里德曼曾長期擔任該校科技史和科技哲學項目主任，以及蘇佩斯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研究中心主任。2024年，弗里德曼從斯坦福大學退休。

在美國之外，弗里德曼和國際研究機構亦保持密切聯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弗里德曼曾經于2019年10月到訪中國，在北京大學舉行了一輪名為“科學的哲學——從康德到庫恩及以后”的系列講座，并參與了兩場題為“康德與休謨論因果性”的專題研討。不過，弗里德曼和中國的緣分不止于此。在2016年5月出版的《自然辯證法通訊》（第38卷第3期）期刊上，弗里德曼受邀發表了《在科學與人文之間的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 between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的英文文章。2009年，國內知名譯者張卜天教授精心打造的弗里德曼20世紀初哲學史專著《分道而行：卡爾納普、卡西爾和海德格爾》中譯本問世。該譯本經張卜天和南星教授修訂之后于2021年再版。此外，賈向桐教授曾經于2016年刊文討論弗里德曼的科學哲學觀。最后，讓人尤為驚嘆的是，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高湘澤教授已經注意到弗里德曼對邏輯經驗主義的重新評價，曾翻譯弗里德曼在1991年發表的一篇重要論文《重新評價邏輯實證主義》（“The re-evaluation of logical positivism”），并刊文進行了簡要介紹。

當然，以上和中國相關的成果只是弗里德曼豐碩學術成就中的一小部分。從博士研究開始，弗里德曼專注于物理學哲學和一般科學哲學中的技術性問題，并有一系列期刊論文問世。1983年，他在大幅修改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出版了《時空理論的基礎》（該書于1987年獲科學哲學拉卡托斯獎），大致標志著前期工作的終結。

《時空理論的基礎》英文版書封。

之后弗里德曼的研究興趣開始大幅轉向科學哲學史研究，重點關注康德和邏輯經驗主義運動。在一系列期刊論文加持下，弗里德曼于1991年出版了專著《康德和精確科學》（Kant and the Exact Sciences），1999年出版了《重新思考邏輯實證主義》（Reconsidering Logical Positivism），2000年出版了上文曾提及的《分道而行：卡爾納普、卡西爾和海德格爾》（A Parting of the Ways: Carnap, Cassirer, and Heidegger）。弗里德曼的驚世巨著《康德對自然的建構：解讀〈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Kant’s Construction of Nature: A Reading of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Natural Science）出現在2013年。

最后，至遲從1999年開始，弗里德曼便嘗試為科學哲學界定任務，試圖回答—用筆者的話講—“科學時代，哲學何為？”這一當下哲學無法繞開的歷史性問題。除一系列期刊文章之外，弗里德曼分別于2001年和2014年在相關講座基礎上出版了《理性的動態演變》（Dynamics of Reason）和《后庫恩時代的科學哲學》（A Post-Kuhnian Philosophy of Science）。2010年，弗里德曼在討論其哲學成就的紀念文集《談談新方法：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聯姻的再次促成》（Discourse on a New Method: Reinvigorating the Marriag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發表了一本小書體量、題為《重思綜合史》（“Synthetic history reconsidered”）的長文。這篇長文和之前的兩本書一起，從理論上闡述了一種似乎可在康德之后的科學和哲學發展中獲得支持的哲學觀。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根據弗里德曼的個人簡歷，他準備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本暫命名為《從康德到庫恩以及庫恩之后的科學哲學》（Scientitic Philosophy from Kant to Kuhn and Beyond）的著作。只是由于哲人仙逝，這一應是對其哲學觀最完整闡述的著作可能也只會成為弗里德曼的《遺稿》了，一如康德晚年未能完成的嘗試統一自然哲學之作。

接下來，本文將首先回顧弗里德曼的學術成就，然后對其哲學觀進行批判性解析，最后總結弗里德曼的哲學遺產對當下科學哲學研究的啟示。

前期

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哲學研究

弗里德曼的前期工作主要集中在物理學哲學和一般科學哲學。這些工作技術含量很高，所以筆者僅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簡單介紹。弗里德曼關注的主要物理學對象是量子力學和相對論。首先，弗里德曼有兩篇與人合作完成的、和量子力學有關的論文，均發表于20世紀70年代。在這兩篇論文中，弗里德曼試圖完善量子邏輯（Quantum logic）的語法和語義，并將其用于解決傳統哥本哈根解釋難以處理的量子干涉問題。時至今日，量子邏輯仍是物理學、計算機科學和邏輯學中的前沿話題。

而在更為知名的、1983年出版的專著《時空理論的基礎》中，弗里德曼關注時空理論從牛頓力學到廣義相對論的演變歷程。據弗里德曼自述，他修正了愛因斯坦本人和邏輯經驗主義者對這一演變歷程的不當解讀。在愛因斯坦和邏輯經驗主義者看來，哲學經驗主義傳統推崇的簡單性原理（principle of parsimony：那些不能在可觀察結果上帶來改變的多余理論結構應該被消除）在這一理論演變中扮演重要角色：從經典物理學到狹義相對論，簡單性原理消除了絕對靜止和絕對速度概念；從狹義相對論到廣義相對論，簡單性原理消除了絕對運動的概念。弗里德曼僅部分贊成這一解讀。首先，雖然他承認狹義相對論消除了經典物理學中的非必要概念，即絕對靜止和絕對速度，但他認為廣義相對論僅僅消除了狹義相對論中的慣性系概念，而不是絕對運動概念。其次，在弗里德曼看來，理解這一演變歷程還要關注理論統一（theoretical unification）的需求。理論統一需求給運用簡單性原理施加了限制：有助于理論統一的概念不能被消除。在筆者看來，除了弗里德曼得出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范圍內的哲學教益之外，他的時空理論研究最重要的部分還是在于他對其演變過程進行的精細邏輯分析，而這一邏輯分析建立在對數學和物理學細節精確把握的基礎之上。就連他自己也承認，這本書的技術細節實在太多了，可能超過了多數科學哲學著作所能接納的限度；但他強調，這本書是寫給熱愛哲學思考的科學家和重視科學知識的哲學家的，相關科學知識是其無可回避的立論基礎。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弗里德曼在《時空理論的基礎》一書開頭引用了康德1763年的名篇《將負數引入哲學的嘗試》（“Attempt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negative magnitude into philosophy”）中的一段話，申明數學對于自然科學研究的重要作用：哲學使用數學，有時候想去模仿數學方法，有時候是用數學去研究哲學的對象；第一種方式還沒有取得太多成果，而第二種方式，已經在哲學的某些領域證明了自己的巨大功用。在筆者看來，弗里德曼的這一引用極具預見性。一方面，它預示弗里德曼未來的康德科學哲學研究將從這一角度出發，而這一角度會把弗里德曼和大部分康德專家區分開來。另一方面，弗里德曼似乎沒有充分注意到，在康德那里，我們今天的自然科學仍從屬于自然哲學，被理所當然地視為哲學一部分。弗里德曼的這一忽視，將使他在21世紀的今天對哲學于科學的功用做出不切實際的過高估計。

后期①

康德的科學哲學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弗里德曼的工作重心逐漸轉向科學哲學史和廣義的哲學史研究。具體而言，他開始大量發表與康德和邏輯經驗主義者相關的學術論文。在康德的科學哲學方面，弗里德曼于1991年出版了《康德和精確科學》，在2013年又進一步發表了巨著《康德對自然的建構：解讀〈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總體而言，弗里德曼致力于將康德的科學哲學置于18世紀的科學——尤其是數學物理學——發展背景之下進行解讀。他的研究顯示，康德一生都密切關注同時代的科學發展，其中包括18世紀初的牛頓和萊布尼茨之間的自然哲學爭論、貫穿整個18世紀的歐洲大陸自然哲學家和數學家如歐拉等對力學的進一步發展和18世紀晚期的拉瓦錫化學革命等。精確科學的進展主要反映在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和《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中，而拉瓦錫化學革命則反映在康德晚年未完成、后來在20世紀初經新康德主義者集結整理出版的《遺稿》（Opus Postumum）中。弗里德曼認為，康德一生都致力于為當時最好的科學知識提供某種哲學基礎，無論是以形而上學、認識論、超驗哲學還是超驗邏輯的名義；進言之，康德試圖表明，例如牛頓三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等自然科學中的基礎性原理可以經由“更高”的知性和理性的先驗（a priori）規律加上某些和自然（與心靈對立）相關的限制性條件推導得出。

《康德和精確科學》英文版書封。

如果說弗里德曼的《康德和精確科學》更像是康德科學哲學工作的一個全景掃描，那么《康德對自然的建構》則是他對康德最重要的科學哲學作品《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的句讀式解讀。康德的原書僅僅100來頁，而弗里德曼的解讀則超過600頁。有理由認為，弗里德曼應該是繼20世紀初的新康德主義者卡西爾（E. Cassirer）之后少數能夠讀懂康德科學哲學的康德專家，且他解讀的細致程度遠超卡西爾。更進一步，接受了良好數學和物理學訓練的弗里德曼應是康德原書發表之后240年間唯一一個接近完全讀懂康德原意的人。這一點可由當下的流體力學史和數學史專家威爾遜（M. Wilson）的評論證明。在一篇題為《回到“回到康德”》（“Back to‘back to Kant’”）的文章中，威爾遜講述了自己閱讀弗里德曼《康德對自然的建構》手稿的感受。按照威爾遜的說法，弗里德曼的研究顯示，康德對當時的流體力學中的基本概念問題有著深刻把握，而康德的解決方案也大致和流體力學之后的發展相符；且弗里德曼讓人真正信服，康德的寫作絕非故弄玄虛，而是非常凝練，且對讀者要求很高，即，預設讀者已經對自然科學理論中的基本概念問題有過深入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弗里德曼的康德研究背離當時甚至現在的主流學院哲學。在弗里德曼同時代的康德理論哲學研究中，學者多關注其形而上學、認識論或超驗哲學部分，且熱衷于對其加以發揮后用于反對20世紀中葉之后開始流行的所謂自然主義和物理主義。在20世紀90年代的兩篇書評中，弗里德曼批評了主流的康德哲學研究，并稱其因對康德的科學背景缺乏了解，“從根本上誤解了康德的本意”。

《康德對自然的建構》英文版書封。

而這一點，同樣反映在主流學院哲學的邏輯經驗主義認知中。

后期②

邏輯經驗主義

直到今天，翻開全世界多數科學哲學導論著作，邏輯經驗主義（亦稱“邏輯實證主義”）仍然會收獲如下描述和評價：起源于20世紀初的邏輯經驗主義運動開創了學院內的科學哲學和分析哲學，但是由于在一系列哲學問題（例如 “分析綜合二分”“可證實性原則”“還原論”等）上持錯誤和過于幼稚的立場，現已被淘汰并退出歷史舞臺。這一認知至今未曾改變。然而，超過30年前弗里德曼就已經指出這一認知的荒謬之處。在發表于1991年的《重新評價邏輯實證主義》一文中，弗里德曼指出，這一認知“表現出對邏輯實證主義者的實際態度的近乎完全的顛倒”（高湘澤譯）。而在8年后出版的《重新思考邏輯實證主義》一書中，弗里德曼更加詳細闡述了自己的邏輯經驗主義研究成果。總體而言，這一研究和弗里德曼的康德科學哲學研究旨趣一致。在弗里德曼看來，必須從當時的科學—仍以數學物理學為代表—發展出發理解邏輯經驗主義。

《重新思考邏輯實證主義》英文版書封。

弗里德曼發現，如果僅從主流學院哲學視角看待邏輯經驗主義，會得到大量讓人啼笑皆非的結論。例如，奎因（W. V. Quine）自認為已經駁倒了邏輯經驗主義者的“分析綜合二分”論，但實際情況上是邏輯經驗主義者從來未曾持有奎因所說的二分論，且早在奎因自說自話的駁斥之前已經批評過奎因歸之于他們的二分論；而在奎因的駁斥之后，多數邏輯經驗主義者僅表達過對奎因的不解，不明白他為什么要煞有介事地去對付一個稻草人。弗里德曼在哈佛大學和奎因的接觸可部分解釋后者的做法。在弗里德曼取得哈佛“折疊教席”的面試中，他發現奎因不同于另一位大哲學家羅爾斯（J. Rawls），對20世紀初的數學物理學完全缺乏了解，難以問出和自己博士論文《時空理論的基礎》相關的有價值問題。在弗里德曼看來，主流認知對邏輯經驗主義的解讀幾乎完全錯誤，因為邏輯經驗主義者并非想用某種哲學立場去解決某些哲學問題，而是想對最新的科學知識進行邏輯分析，以求獲得更好理解。弗里德曼發現，主要的邏輯經驗主義者一般都有深入學習數學和物理學的經歷，其中一些人本身就是物理學家。此外，他們和當時著名的物理學家如愛因斯坦和數學家如希爾伯特均保持密切交流。而他們在學術成熟時期均曾對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進行解讀。

除不了解相關科學背景之外，弗里德曼認為主流認知犯錯還有另一個原因，即，對邏輯經驗主義運動的哲學背景同樣不熟悉。在弗里德曼看來，雖然不能否認經驗主義傳統對主要邏輯經驗主義者的影響，但康德和當時新康德主義的重要性同樣不能忽視。在《重新思考邏輯實證主義》一書中，弗里德曼為第二章的卡爾納普解讀專門寫了一篇后記，詳細論述了新康德主義的馬堡學派和西南學派對卡爾納普的影響。這一后記表明，當時以卡西爾為代表的新康德主義者同樣關心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進展。而邏輯經驗主義者和新康德主義者都同意，為跟上最新科學的發展，必須將康德哲學中的知性和理性的先驗規律相對化。

就跟他的康德研究一樣，弗里德曼的邏輯經驗主義研究再次表明，如果僅從主流學院哲學的狹隘視角看待邏輯經驗主義，只會削足適履，最后得出荒唐結論。而想要真正理解康德、邏輯經驗主義者乃至哲學史上的大部分哲學家，絕對不能忽視他們所處時代的科學背景。

后期③

從康德到庫恩的科學哲學

在康德的科學哲學和邏輯經驗主義研究之后，弗里德曼集中探究他們之間的科學哲學發展歷程。一方面，他研究了活躍于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哲人科學家，其中包括霍姆赫茲（H. Helmholtz）、馬赫（E. Mach）、龐加萊（H. Poincaré）和外爾（H. Weyl）等。另一方面，他也關注同一時期的哲學家。除新康德主義者之外，更早的謝林和黑格爾等德意志觀念論者也進入了他的視野。弗里德曼在一篇題為《康德—自然哲學—電磁學》（“Kant-Naturphilosophie-Electromagnetism”）的文章中指出，謝林等人的自然哲學思辨關注所謂統一的“力”，這些思辨經奧斯特（H. ?rsted）和法拉第等物理學家（當時仍被稱為自然哲學家）中介，對當時的電磁學發展產生了實質性影響。通過這些研究，弗里德曼試圖揭示科學和哲學在這一時期的交互式進步：哲學思考促進了科學發展，而科學進步亦推動了哲學變革。對這一交互式進步的詳細論述出現在2010年的長文《重思綜合史》中。

弗里德曼在自己的邏輯經驗主義研究中還特別糾正了另一重大誤解。在首發于2002年、題為《庫恩和邏輯經驗主義》（“Kuhn and logical empiricism”）一文中，弗里德曼指出庫恩和邏輯經驗主義者的科學哲學根本上取向一致，并且雙方都曾和新康德主義以及法國歷史認識論學派互動。總體而言，這四者的哲學在對待科學的態度上亦無根本差異。

除上述具體研究外，2000年之后的弗里德曼亦開始嘗試在上述哲學家和哲人科學家思想研究基礎之上提煉出一個統一的科學哲學觀。他希望這一哲學觀能夠為我們在科學時代繼續進行哲學研究提供指導。在弗里德曼看來，康德和后康德時期的哲學家（包括謝林和黑格爾在內）和哲人科學家正是由于貫徹了這一哲學觀，才能對當時的科學發展作出實質性貢獻。這一哲學觀首先出現在2001年出版的《理性的動態演變》之中。筆者將在后文對這一哲學觀進行批判性解析。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弗里德曼對庫恩之后開始興起的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研究也持歡迎態度。雖然他并不完全接受某些哲學家對相關社會學成果所做的后現代解讀，但他亦認定，從更廣泛的社會文化角度理解科學發展實屬必要。在一篇題為《重思理性的動態演變》（“Reconsidering the dynamics of reason”）的回應文章中，弗里德曼承認在研究具體演變過程時，不應局限于科學史內部的理論和概念變遷，還應關注促進或阻礙這一變遷發生的各種外部社會文化因素。在這篇文章中，除科學知識社會學外，弗里德曼還明確提及海德格爾關于科技社會和文化塑造現代理性的洞見。

后期④

20世紀初哲學史研究

提及海德格爾，當然不得不言及弗里德曼出版于2000年的另一重磅作品《分道而行：卡爾納普、卡西爾和海德格爾》。這是弗里德曼在國內唯一有譯作的作品，恐怕大部分中文讀者是通過這部譯作知道了弗里德曼。雖然不能說這是一種遺憾，但這部在弗里德曼學術成果中并不起眼的作品卻暫時掩蓋了他在科學哲學領域更加重要的成就。在《分道而行》中，弗里德曼試圖通過1929年的達沃斯哲學論壇來理解20世紀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的分野，并最終試圖提供克服這一分野的解決之道。在弗里德曼看來，作為分析傳統代表的卡爾納普和歐陸哲學代表的海德格爾同根同源，均來自新康德主義傳統，且都想克服傳統形而上學；但最終兩人和兩大傳統因各種偶然因素（比如納粹德國崛起）分道揚鑣，不僅在學院哲學內部造成了不必要的隔閡，而且還加劇了整個學術界的科學和人文之爭，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弗里德曼提出，新康德主義代表卡西爾兼具科學和人文視野的哲學可以提供某種解決之道，而且卡西爾相比卡爾納普和海德格爾，更加不偏不倚地繼承了康德哲學的宏偉啟蒙理想。

《分道而行》

作者：（美）邁克爾·弗里德曼

譯者:張卜天，南星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21年4月

不過，弗里德曼此書的建構意味十分明顯，其中有些內容可能還稍微扭曲了歷史事實。首先，達沃斯論壇的主角是卡西爾和海德格爾，卡爾納普當時只是論壇上的一個年輕學者聽眾。其次，卡爾納普并不知道自己是分析傳統代表，因為“分析哲學”這個標簽始于20世紀50年代才開始流行；同樣，海德格爾也不知道自己是一個歐陸哲學家，因為“歐陸哲學”這個標簽最早在20世紀70年代才流傳開來。

除開這些歷史事實問題，弗里德曼的建構可能還存在重大理論問題。弗里德曼借助斯諾（C.P. Snow）“兩種文化”的提法，將分析哲學呈現為學院哲學內部偏向科學的代表，歐陸哲學呈現為偏向人文的代表；在他看來，消除分析和歐陸的分野實際上是在彌合更大層面上科學和人文的分裂。但是，情況真的如此嗎？實際上，就分析哲學一邊而言，弗里德曼本人已經注意到了，主流分析哲學和卡爾納普在對待科學的態度上近乎南轅北轍。在1997年一篇題為《哲學自然主義》（“Philosophical naturalism”）的文章中，弗里德曼抨擊了分析哲學主流泛泛推崇自然科學的做法，指出，“一個以現代自然科學為知識范式的哲學觀”對“構成性的先驗”概念框架在自然科學發展中的作用一無所知，這堪稱是當代哲學自然主義最讓人“惡心”的一點。而和主流分析哲學相反，深受康德影響的卡爾納普一直嘗試更好理解甚至參與前沿科學和數學研究。而在歐陸哲學一邊，即便我們把海德格爾當作歐陸哲學家，恐怕要從他晦澀難懂的作品中吸收解決人生意義問題等根本性人文問題的養料并不容易。現有證據已經表明，海德格爾和納粹德國合作僅部分出于幼稚，其克服所謂現代虛無主義、為人生注入意義的“決斷”方式亦存在根本缺陷。就人文問題而言，筆者認為，閱讀經典文學作品遠比閱讀海德格爾收獲更多；而在哲學方面，參考美國實用主義者杜威和胡克，更能知曉如何克服所謂的現代虛無主義，并且在生活實踐中做一個光明磊落的人。

1929年，瑞士達沃斯論壇上的卡西爾（左）與海德格爾。

弗里德曼的哲學觀：

一個批判性的解析

公正地講，雖然弗里德曼將海德格爾樹立為歐陸哲學和學院哲學在人文方向的代表，但沒有明確證據表明他在人文領域內支持海德格爾式哲學觀。弗里德曼的哲學觀主要意圖處理科學相關議題。在《理性的動態演變》一書中，弗里德曼詳細闡述了他的“科學哲學觀（scientific philosophy）”。他認為，“如果科學還要繼續通過革命取得進步，那就需要新觀念、新綱領和擴展的可能性，而這些都不是通常的科學實踐能夠帶來的。這時哲學能夠創造或者激發創造全新的框架和范式，提供理解自然的全新方式”。簡言之，弗里德曼借助庫恩的說法，認為哲學應通過提供新范式助力科學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弗里德曼的哲學觀源于他的科學哲學史研究。在《理性的動態演變》一書開頭，弗里德曼提到，19世紀之前的哲學和科學似乎能夠保持緊密合作，例如笛卡爾和萊布尼茨等都曾經深度參與科學。而在19世紀開始之后，隨著學術分工日益明確，哲學逐漸和科學分開，然后就出現了哲學面對科學時的定位問題。弗里德曼總結稱，19世紀的赫姆霍茲等科學家試圖將哲學變成心理學，到了20世紀初，部分哲學家和數學家試圖將哲學等同于數理邏輯，還有人認為應該模仿具體科學，劃出屬于自身的獨特哲學問題。但是弗里德曼拒絕了這些選項。他認為，哲學不應成為一門具體的科學，而是應該通過提供新范式助力科學發展。弗里德曼的這一科學哲學觀顯然受到了他鐘愛的哲學家和哲人科學家的啟發。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康德通過處理概念問題助力了當時幾乎所有科學的發展。謝林的自然哲學玄思的確為當時的電磁學研究提供了啟發。而邏輯經驗主義者在20世紀初的精確科學發展中亦有貢獻。同時，應當承認，馬赫和愛因斯坦在批評牛頓力學中的基礎概念時所做工作和康德別無二致。

《理性的動態演變》英文版書封。

然而，弗里德曼在普林斯頓曾經的導師葛雷默近乎無情地揭示了弗里德曼哲學觀缺乏現實性的特征。在一篇題為《邏輯經驗主義的遺產》（“The legacy of logical empiricism”）的文章中，葛雷默于一個腳注中指出，“需要注意，弗里德曼從來沒有給出一個20世紀哲學家的實例”。 葛雷默的觀察堪稱犀利，因為，在《理性的動態演變》中，弗里德曼通過相對論的發展給出了一個實例，但這里實踐他哲學觀的卻是哲人科學家愛因斯坦！顯然，弗里德曼有意無意避開了20世紀初的科學哲學家，無論是新康德主義者還是邏輯經驗主義者。誠如葛雷默所言，盡管邏輯經驗主義者好過多數分析哲學家，嘗試去理解最新數學物理學的發展，但說他們為科學發展提供了全新范式實在太過夸張。現有證據表明，雖然卡爾納普在物理學、信息論和人工智能領域均有貢獻，但他顯然難與愛因斯坦、香農抑或圖靈等巨擘相提并論。實際上，在筆者看來，弗里德曼同樣夸大了謝林對電磁學發展的貢獻。雖然謝林應該對當時的自然科學發展相當了解，且他的自然哲學無疑建立在這些最新發展之上，甚至說他啟發了奧斯特甚至法拉第亦不為過，但早期電磁學的成就顯然主要應歸功于奧斯特和法拉第等實驗天才，說謝林在物理學中提供了全新范式過分夸大了他的貢獻。這一點亦適用于康德。也許康德在概念和理論上的洞見要超過謝林和邏輯經驗主義者，但說康德開創了任一科學范式同樣不太恰當。

和葛雷默一樣，20世紀的偉大物理學家如費曼（R. Feynman）和楊振寧先生都質疑哲學還能在科學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但沒有展開討論。其實，早在20世紀初，和愛因斯坦類似在社會科學中開創新范式的哲人科學家韋伯（M. Weber）就曾辨析過哲學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在一篇題為《文化科學邏輯的批判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the logic of the cultural sciences”）的方法論討論中，一方面韋伯承認一百年后的弗里德曼說得似乎有理，所謂的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探討的確能在“觀點（viewpoints）”和“邏輯形式（logical forms）”（即范式）轉換時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韋伯警告稱，“新科學的建立和新方法的進一步發展，總是通過解決具體問題進行的，純粹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討論從來不曾在這個意義上扮演關鍵角色”。韋伯的區分可以澄清弗里德曼語焉不詳之處。稱哲學在開創科學新范式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指愛因斯坦在建立相對論概念框架時進行了認識論和方法論探討，即，對同時性和質量等一系列概念進行了邏輯分析；然而，如果僅僅進行邏輯分析，不把新框架用于解決相當數量的具體問題，愛因斯坦絕對不可能建立相對論！如此，真正開創新范式的實際是愛因斯坦和韋伯等一類哲人科學家，而非進行邏輯分析的哲學家。在同一篇文章中，韋伯甚至對打著哲學名義想要指導科學的做法提出了警告：“千萬不要被哲學家在方法論上的業余討論迷惑”！

雖然康德和邏輯經驗主義者的邏輯分析絕不業余，甚至多數還非常深刻，但在邏輯經驗主義運動消亡之后哲學和科學日益涇渭分明卻是不爭的事實：就連學院內的科學哲學家一般都把大量精力放在解決科學里面的所謂哲學問題上。這時，要徹底澄清哲學與科學的關系，必須正本清源，準確理解科學和哲學分家這一哲學史上的頭等大事件。弗里德曼在《理性的動態演變》中曾經簡單提及這一事件。他以笛卡爾和萊布尼茨為例，證明19世紀之前哲學和科學尚能保持緊密合作，從19世紀開始二者變得日益疏離。然而，這一說法具有一定誤導性。正如康德在1763年《將負數引入哲學的嘗試》一文中對“哲學”一詞的使用顯示，當時的哲學仍然包括今天我們所說的自然科學，而這部分內容大致被稱為自然哲學。在19世紀（中葉）之前，哲學一般包括如下三個部分，自然哲學（廣義物理學）、實踐哲學（精神哲學、道德科學）和形而上學（認識論、廣義邏輯學）。不過，19世紀科學逐漸從哲學中分化而出，而這一分家給哲學在面對科學時的自我定位帶來了巨大困擾。從康德開始，如果哲學要不僅僅局限于人文類的實踐哲學，那么所謂科學哲學可能采取三種康德均曾有所嘗試的不同形式：（1）像其他學科一樣，哲學亦追求獨立地位，強調獨特的問題域（當下以已經脫離具體科學背景的形而上學和認識論問題為主）和研究方法（支持者：胡塞爾和當今主流分析哲學）；（2）傳統自然哲學（支持者：部分邏輯經驗主義者）；（3）哲學作為一種方法，針對科學知識展開邏輯分析（支持者：部分邏輯經驗主義者）。

馬克斯·韋伯。

在這一視角下，弗里德曼的科學哲學觀可以得到更好理解。很明顯，弗里德曼不甘于像主流分析哲學家那樣選擇（1），和科學劃清界限，然后開始自娛自樂。韋伯針對（2）和（3）即哲學家染指科學的警告言猶在耳，法國科學史家和哲學家康吉萊姆（G. Canguilhem）在一篇題為《什么是科學史的對象？》（“What is the object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s?”）又對拒絕接觸科學的哲學研究（1）提出警告，“如果不涉及科學史，認識論的工作無足輕重”。更進一步，19世紀之前的哲學體系中形而上學和認識論問題總是和自然哲學交織在一起，而沒有科學知識作為基礎的形而上學和認識論研究有何意義呢？弗里德曼顯然認同這一警告，而他的選擇，即，要求哲學開創科學新范式的創建，是（2）和（3）的混合。在19世紀之前，稱笛卡爾和萊布尼茨等哲學家參與開創經典物理學新范式并不錯，但這是因為經典物理學當時是自然哲學的一部分；然而，隨著科學從哲學分化而出，傳統自然哲學中最優質的部分（如牛頓的自然哲學）現已改名為理論物理學，所以我們現在亦習慣稱愛因斯坦和韋伯是理論科學家和哲人科學家，而非哲學家（相應地，自認是哲學家的牛頓在當下卻被“誤認”為理論物理學家）。而傳統自然哲學中最具爭議的內容（比如謝林和黑格爾的自然哲學）雖然曾經提供洞見，但早已滿足不了20世紀中葉之后的諸科學對理論精確性和經驗可檢驗性的要求，一如韋伯和后世著名科學家所言。

甚至，弗里德曼職業生涯中的那次重要轉向其實已經證明了傳統自然哲學不可行。很明顯，弗里德曼前期針對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展開的哲學研究更接近傳統自然哲學，但他卻未能在這一方向繼續下去，而是轉向科學哲學史研究。在筆者看來，在當下從事已經改名為理論科學的傳統自然哲學研究，即便是精通邏輯分析的弗里德曼也會因無法置身于物理學和數學研究前線而很難做出實質性成果，轉向歷史研究是現實之舉。而弗里德曼的轉向則提示我們，當科學已經從哲學完全脫離，且如韋伯所言原則上不再需要哲學時，接受方法論哲學觀，即，將哲學當成邏輯分析是更合理之舉；同時更重要的是，應該調整科學哲學研究的對象，避免和一線科學家發生任務重疊，這使轉向庫恩式科學史研究幾乎是必然之舉。實際上，弗里德曼前期針對時空理論展開的研究亦為對數學物理學史（經典力學→狹義相對論→廣義相對論）進行的邏輯分析，而后期他針對康德和邏輯經驗主義運動展開的研究，則是在闡釋知名哲學家針對具體科學知識進行邏輯分析取得的成果。

總而言之，弗里德曼本人明確提出的哲學觀，即，哲學應幫助科學開創新范式，在科學早已從哲學完全分化而出的年代不具備可行性，相應的工作多由理論科學家（最多被稱為哲人科學家，而非傳統的自然哲學家）完成。但是，弗里德曼本人未曾明確提出，卻躬身踐行的哲學觀，即，針對歷史上的具體科學知識進行邏輯分析（用他的話說，就是考察所謂理性的動態演變的具體過程），卻助力他在數學物理學史領域作出了重大貢獻。同時，這一哲學觀也幫助弗里德曼決定性地提升了我們對康德到庫恩之間的科學哲學家工作的理解。不僅如此，根據當今知名科學哲學家張夏碩（H. Chang）的說法，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結合，仍可間接助力前沿科學研究，發揮學科的補充（complementary）功能。

邁克爾·弗里德曼。

結語

科學時代，哲學何為？

科學于19世紀從哲學分化而出堪稱哲學史上最易為人忽視、卻影響最為深遠的大事件。最明顯的后果，就是它迫使哲學在現代學術體系中選擇了文科這一定位，亦使哲學在大眾印象中和人生意義與各種價值問題聯系在一起。這一聯系當然無可厚非，且值得鼓勵。然而，不應忘記的是，在哲學史上的絕大多數時期，當下的各類科學一直從屬于哲學，且多以自然哲學名義自居。從這個角度看，19世紀科學從哲學分化而出足以使哲學在面對科學時出現嚴重的自我定位困擾：科學時代，哲學何為？

如果像主流學院哲學那樣堅持獨特定位，拒絕接觸科學，定會引來康吉萊姆式的嘲笑：沒有科學的哲學是空洞的（甚至，沒有認識，談何認識論？）。而如果像傳統自然哲學那樣對待科學，又會引來韋伯式的警告：要么加入我們成為理論科學家，要么停止不著邊際的高談闊論。如此，面對科學，僅有方法論意義上的哲學觀最為可行，且應調整研究對象為科學史：哲學的任務是對科學史具體知識進行邏輯分析。

弗里德曼是作為愛智者的嚴肅哲學家應對科學時代的榜樣。他既沒有泛泛崇拜科學，亦沒有回避科學的挑戰。和他最推崇的哲人康德以及后康德時期的各路康德傳人（邏輯經驗主義者、新康德主義者和廣義歷史主義者等）一樣，弗里德曼致力于理解當代最引人矚目的科學（或至少是其中一部分），并試圖通過哲學史研究和自己的前輩取得共鳴。在增進對時空理論、康德、邏輯經驗主義運動以及一系列哲學家和哲人科學家的理解方面，弗里德曼的具體學術成果已經為我們留下了豐厚哲學遺產。尤其在物理學哲學中，就跟當年康德致力于理解16至18世紀科學革命開創的牛頓式物理學一樣（學界傳說，弗里德曼曾有言稱，康德比牛頓更好地理解了牛頓自己！），弗里德曼亦著力于把握20世紀初興起的愛因斯坦式新物理學。從這個角度講，至少在物理學哲學方面弗里德曼堪稱康德在當代的真正傳人！

然而，弗里德曼留下的最重要哲學遺產卻可能是他躬身踐行的哲學觀。這一始于康德、經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哲學家傳承（邏輯經驗主義者、新康德主義者和法國歷史認識論者等）、最終與英語世界的庫恩式歷史主義匯流的哲學觀為在科學時代嚴肅追求智慧提供了啟發。雖然弗里德曼在理論上闡述了一種更適用于傳統自然哲學家以及當代理論科學家和哲人科學家的哲學觀，但在實踐中他卻堅持現實主義，做一個秉持邏輯分析方法探究科學理論演變的哲學家。我想，弗里德曼雖非哲人科學家，但卻因在科學時代嚴肅且真誠地追求智慧，無愧哲人的稱號！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 作者：哲理廬；編輯：李永博；校對：王心。 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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