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為何讓群臣稱后梁偽梁，大臣卻不太買賬？

有一塊不起眼的墓志，只要多看幾眼，就能嗅出權力的味道。短短幾行字，寫不寫“偽梁”兩個字，寫不寫年號，寫不寫官職背后的朝代，往往不是書寫習慣問題，而是政治立場、身份認同，甚至是一條仕途安全線。

在五代那樣一個朝代像走馬燈一樣更替的年代，刀兵之后，緊跟著的往往就是“改寫”。皇帝要改國號，要改年號，更要改別人一生的“出處”。朱溫的后梁，是五代第一個王朝；李存勖的后唐，則要在舊梁的廢墟上立起“正統”的旗號。嘴上說的是天下大義，落到紙面上，就是一條條具體的書寫規矩。

問題在于，這些規矩到了士大夫筆下，卻常常變了味。有的人老老實實照抄，有的人含糊其辭，有的人干脆繞著走。看似只是一塊塊石碑、一篇篇墓志，其實把后梁與后唐爭正統的暗線，暴露得一清二楚。

一、從一塊墓志看出來的“尷尬”

不少后梁舊臣死后，后人請來名士撰寫墓志。按理說，到了后唐莊宗李存勖掌權，朝廷已經明令：凡是提到后梁官職、年號，一律加上“偽”字，或者用“梁賊”“梁僭”等稱呼，以示后梁不算正統，只是一個篡奪者的政權。

偏偏撰寫墓志的人在關鍵地方開始打“太極”。官職照寫，但前面的“偽”字忽隱忽現；本該用后唐年號的地方，有時改用干支紀年；提起后梁經歷時，更多的是用“在某年任某職”，避開國號。看上去遵規守矩，實際上卻盡量不把后梁徹底寫成“偽朝”。

類似的處理，在左庭訓給父親左環寫的墓志里也能看到。他干脆在一些關鍵年份不用“同光幾年的某月某日”，而是寫“某年某月某日”，只用干支，不提年號，讓人一時難以斷定到底是梁還是唐。

若有人追問：“你這是故意不寫偽梁嗎？”恐怕撰寫者也早想好了說辭：“不敢不從朝廷，只是紀年取便。”一進一退之間，既沒有明目張膽地違抗政令，又保住了舊日功名的一點臉面。

二、朱溫立梁：合法形式與“名分”爭議

要明白后唐為何對“梁”字如此敏感，還得往前看。

907年，朱溫逼迫唐哀帝禪位，自立為帝，國號為梁。他出身藩鎮，本來以唐臣自居，但到了唐末，中央權威衰敗，節度使幾乎各自為政。朱溫手握重兵，又占據中原要地，以“受禪”方式取代唐室，看上去沿用了中國傳統里“禪讓”的合法形式。

形式有了，名分就不一定被認可。在不少人眼里，朱溫做的事更像是王莽效仿“受禪”卻實為篡漢，只是披了一層合法外衣。于是，后梁一建立，關于它算不算“正統”的爭議就沒停過。

后梁想立足中原，就必須把自己包裝成順天應人，而非簡單篡位。于是，朱溫建梁后，不斷通過冊命、封號、禮制，來營造一個“新朝順承舊朝”的形象。問題是，他的崛起路徑，與傳統所謂“受命于天”的理想差距太大，讓不少士大夫內心難以真正認同。

換句話說，后梁的合法性從一開始就是“帶著爭議”的。后來的后唐、后晉等政權，在和梁的關系上，自然就要借題發揮，誰掌握話語權，誰就可以在名分上占據上風。

等到李存勖憑借軍事勝利滅掉后梁，問題就更直接了：自己是接續唐祚，還是另起爐灶？是把梁當成一個短暫插曲，還是承認它曾經是正統？

莊宗的選擇非常明確。他要“中興唐祚”，而不是承認梁為合法前朝。因此，在軍事勝利后，緊跟著的一系列舉措，就瞄準了“名分”。

他命人毀掉后梁宗廟的神主，把朱溫及其后代皇帝的神位降格為庶人之祀。在禮制層面，梁皇帝不再享受一國之宗廟待遇，這等于從祭祀體系中把梁這朝“抽掉”。原本以梁為名的官署、州縣、寺觀，也在政令下恢復舊名，凡是與梁有關的稱號，盡量被清洗。

更關鍵的是那條針對官員書寫的“規矩”。凡是曾在后梁任過官的，在請求任免、遞交自敘時，必須注明是“偽梁某官”，不得簡單寫“梁某官”；在史志、墓志中，提到梁的年號、官職，也要以“偽”“僭”“賊”之類的字眼標注。這樣一來，后梁在紙面上，就從一個朝代變成了一個“僭國”。

可以想象這樣一幕。某位舊臣在殿中奏對，莊宗問：

“卿昔在梁為官，可有慚乎？”

舊臣答：“臣本唐臣，為梁所迫，寄身偽職，今得歸本朝，實為幸事。”

這一套話術，與書面上“偽梁”的統一，是相互支撐的。莊宗需要的是這樣的敘事：梁為偽朝，唐為正統；后唐滅梁，是替唐雪恥，是撥亂反正。

四、士大夫的“盤算”：既不得罪朝廷，也不丟舊功

后梁滅亡后，原先梁廷中的不少官員進入后唐體系，有的繼續為新朝出力，有的退居鄉里。無論活著的官員，還是已經去世的舊臣，其一生履歷都不得不面對：曾在后梁任職這件事，要不要直說，要不要貶低？

還有一種，可以說是折中型。個別撰寫者在某些段落里寫“偽梁”，在另一些地方卻仍沿用“梁”或干脆只寫官名不寫朝名。讀起來有點“不統一”，但從現實心理來看，很容易理解：既表現出遵守朝廷制度的一面，又在可能的地方保留舊日稱謂，為亡者和其家族保留一點“面子”。

有一段民間流傳的對話，大致可以勾勒這種心態：

家族長輩問：“你給你祖父寫志，梁官職之上，要不要加偽字？”

年輕人答：“朝廷有令，不敢不從。但也不能把老人一生辛苦說成一場笑話。”

長輩沉默片刻，只說了一句：“那就寫得模糊些吧，讓聰明人自己看。”

這種“寫得模糊些”，在當時廣泛存在，既是自保，也是某種意義上的“被動抵抗”。

五、明宗時期：權力更迭，規矩松了

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里，原本莊宗時代較嚴的書寫規范開始出現松動。

天成三年，也就是928年前后，朝廷在編撰一些重要人物的神道碑時，仍舊要求撰寫者遵從舊例，對梁稱“偽”。霍彥威的神道碑，就是由李琪起草，內容里涉及他在梁與唐之間多次易朝的復雜經歷。

從這一事件能看出兩件事。一是莊宗時期的規矩在明宗初年仍然具備一定效力，至少在正式場合，朝廷還要維持統一口徑。二是撰寫者心中，對梁與唐的關系，并非完全接受莊宗那套“梁盡偽、唐獨正”的說法，語言上多少留有余地。

時間到了長興四年，也就是933年，張繼達的墓志尤為引人注意。撰寫者在其中談到五行德數時，稱梁為“金德”，而指出梁之所以被取代，是因為“值土德中微”。言下之意，是梁本身有德，只是氣數中衰，才被土德（指后唐）所替。

不可否認，五代的正統之爭，背后離不開五行德數這一套傳統理論。朱溫立梁時選擇土德，后梁官僚體系中有人試圖從經典里找依據，為梁的出現尋找一條“天命轉移”的說辭。到了后唐，李存勖則更愿意把自己包裝成延續唐火德、以土德克梁的捍衛者。

在更早的歷代王朝里，類似的說法屢見不鮮。新朝、東晉、北魏等政權，都曾通過改德、改號來證明自己受到天命。五代諸政權延續了這樣的傳統，但因為政權更替頻率極高，理論上更需要一個“規則”來解釋頻繁改朝換代而不至于自我否定。

后唐官方堅持把梁定為“偽”，某種意義上是在精簡這一套復雜的五行敘事：與其承認梁為一次合法天命輪轉，不如干脆把梁視作插曲，從而維持唐祚的連續性。但對許多在梁朝為官多年、或者出自與梁關系密切地區的士大夫來說，這樣的簡化并不好接受。

七、正統爭奪背后的“功名賬”

后唐朝廷在推行“偽梁”書寫規范時，著眼點是政權合法性，希望通過統一話語，鞏固后唐在名分上的優勢。但在執行過程中不得不面對一群有著復雜經歷的官僚，他們手上的筆，既受命于新朝，又背負著對舊日經歷的責任。這種雙重身份，使得書寫規范很難不被打折扣。

在五代這樣一個多中心、多政權并存的時代，正統、偽統的界線本來就不如漢唐那樣清晰。所謂“正統”，更多是后來的史書以及當時掌權者的選擇。在這種背景下，后唐要所有人一齊把后梁寫成“偽梁”，其實是在要求士大夫們配合完成一個統一敘事。而這些人，在表面配合的同時，也用各種書寫小技巧，保留了歷史的復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