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老漢收留日本傷兵，當兄弟供養47年，他回國后怎么報答的？

四十七年，一個侵華日軍傷兵住在河南農戶家里，吃孫家的飯，穿孫家的衣，最后還由孫家的后人送回日本。

這事放在一九四五年后的南陽山村，聽起來像刺。

村里人見過日軍進村，見過房子燒成黑架，見過親人倒在路邊。孫邦俊把那個日本傷兵領回梁溝村時，鄉親們的眼神不是好奇，是恨。

有人罵他。

他沒回嘴。

那個傷兵說不清自己的名字，又聾又啞，頭部受過傷，記憶也斷了。村里人叫他“老日”，也有人叫他“小門野郎”。

一個日本兵，成了孫家飯桌邊多出來的一張嘴。

這張嘴，一添就是四十七年。

孫邦俊是河南南召縣太山廟鎮梁溝村的農民。抗戰結束后，日軍撤退，有傷殘士兵被遺留在南陽南召一帶。石田東四郎就是其中一個。

他原是日本秋田縣增田町人，后來查明，曾從秋田縣入伍。可在孫邦俊第一次見到他時，這些都沒人知道。

那時的石田東四郎，只是一個流落在中國鄉間的殘兵。

衣服破了，腦子也壞了。

孫邦俊把人帶回家，先面對的不是感激，而是鄉親們的指指點點。梁溝村不是沒受過苦的地方，誰家沒有一本被戰爭撕碎的賬？

孫邦俊心里也清楚。

可人已經倒在眼前，推走容易，活下來難。他給石田一口飯，后來又給了一張床。再后來，孫家的戶口、地里、飯鍋邊，都有了這個“老日”的位置。

事情壞就壞在這里。

救一個人，成了全家人的擔子。

石田東四郎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孫家人要照顧他吃喝，病了還要想辦法醫治。家里本就不寬裕，添一個成年男子，糧缸下得更快。

孫邦俊的兒子孫保杰后來長大，照樣接過這副擔子。

有一年，石田患關節炎臥床，孫保杰到處湊錢，把人送進醫院。錢花光，糧食也賣得差不多，只好又把人拉回家，夫妻倆再找偏方、挖草藥。

那一年，石田又站了起來。

孫家沒把他當客人。

也沒把他當功勞。

日子久了，村里人的態度也慢慢變了。發救濟，有他一份；分自留地，也給他算一份。政府后來也破例給他上了戶口。

那個被罵著留下來的日本傷兵，就這樣在中國山村里老去。

孫邦俊臨終前，最放不下的還是他。

一九六四年，孫邦俊病重。他囑咐兒子孫保杰，以后要照顧好這位日本大叔，有機會還要幫他找親人，讓他一家團聚。

孫保杰記住了。

這句話不好辦。

一個河南山村農民，要替一個失憶聾啞的日本傷兵找家人，中間隔著語言、國界、幾十年戰亂，還有一段被血浸過的歷史。

他還是寫信。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來往多了起來，孫保杰不斷向當地政府、中國紅十字會等部門求助。多年里，寄出去的信有一百多封。

信寄出去，常常沒回音。

他還在寄。

一九九二年，日本訪華團到南陽。孫保杰領著石田東四郎去見人群。

人一露面，一位叫津田康道的原侵華日軍老兵愣住了。

他喊了一聲：“石田東四郎！”

喊的人激動，抱住他。

被喊的人卻呆呆站著，沒什么反應。

這一下，斷了幾十年的線，終于接上了。

津田康道回日本后，找到了石田東四郎的弟弟石田小十郎。后來經過血液鑒定，確認孫家照顧了近半個世紀的“老日”，正是秋田縣增田町的石田東四郎。

一九九三年六月，八十一歲的石田東四郎，在孫保杰陪同下，回到離別五十六年的故鄉。

日本家門口，弟弟石田小十郎見到哥哥，也見到了陪哥哥回來的中國農民。

他向孫保杰深深鞠躬。

那封寄到孫家的感謝信里，石田小十郎寫下了很重的一句話：孫家三代以人道精神收養和救助石田東四郎，哥哥九死一生，遇上孫家是他的幸運。

這不是一句客套話。

沒有孫邦俊當年那一下心軟，石田東四郎很可能早就死在異鄉路邊。

可石田一家和增田町給出的回報，也不只是一封感謝信。

一九九三年年底，日方考察團來到太山廟。山鄉貧瘠，放牧無草，伐木無林。日本方面決定幫助梁溝村發展生產。

一九九四年十月，日本秋田縣增田町町長一行帶著三百萬日元來到南陽捐贈，梁溝村開始建設“太增植物園”。

“太”，是太山廟。

“增”，是增田町。

兩地的名字，被種進同一片土地里。

后來，日本有關人士又為感謝中國農民的善意，出資創辦南陽清酒廠和太增友好植物園。石田東四郎的故事，也被寫成《傷兵東四郎》，后來又有電影《生者的墓碑》。

孫家沒有靠這件事把自己變成富人。

他們把能落到村里的幫助，盡量留給村里。

這件事最容易被講錯。

孫邦俊救下一個日本傷兵，不等于替侵略戰爭開脫。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給中國人民造成的苦難，不能被一段個人善舉抹平。

梁溝村人的恨，來得有根。

孫邦俊的救，也不是忘了仇。

他只是看見一個失去記憶、失去歸路、快要死在路邊的人，伸了一把手。那一把手，后來變成孫保杰一百多封信，變成一九九三年六月的歸鄉路，也變成梁溝村山坡上的一片樹。

也是孫家人四十七年的飯碗、病床、信封和等待。

參考資料：